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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术语“汉学”在我国学界得到了普遍关注与广泛研究。不过，关于“汉学”这一概念，在其术语翻译、概念界定、指称范围等方面仍存在争议。如何正确、客观、全面解读“汉学”这一术语，已成为汉学研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汉语中，“汉学”这一术语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汉学”是汉语的本土词；另一方面，“汉学”是外来词sinology的汉译术语。“汉学”的《辞源》释义：汉儒治经，多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称其学为汉学，与宋明理学相对，又称朴学。此可参阅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现代汉语词典》释义：（1）汉代人研究经学着重名物、训诂，后世因而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2）外国人指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通过上述释义可知，“汉学”作为本土词指汉儒治经。虽其源于汉代，然却并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由于其复兴于清乾嘉时期，也称为乾嘉汉学，研究特点在于重名物、重训诂，对后期中国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就这一方面而言，“汉学”并不是新词，具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彰显了中国汉代与清代学者对自身文化的研究特色。而“汉学”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二释义项又反映了该词具有一定的“外来”属性，指外国对中国文化等方面研究的学问，为外来词sinology的汉译术语，成为近年来我国学界愈发关注的对象。
据目前掌握资料显示，英语sinology源于法语sinologie，后者第一次出现于1814年，1878年被收录在法语词典中。英语sinology及其派生词sinologist成为通用词分别始于1860年和1880年。1916 年，胡适在其日记中指出，“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 or sinoloques”，首次将sinologist对应译为“西方研究汉学的人，即汉学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胡适将sinology理解为“汉学”。此后，1934年朱滋萃在其翻译的《欧人之汉学研究》与1949年莫东寅在其编著的《汉学发达史》中都将sinology译为“汉学”。总体而言，学界对该术语普遍接受且高频使用。中国学界将sinology译为“汉学”绝非偶然，其原因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西方sinology的形成、发展与中国清代的乾嘉汉学几乎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且相互影响。正如张西平所言，“海外汉学从其诞生起就同中国学术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西方汉学，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产生和西方近现代的汉学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利玛窦与徐光启，理雅格与王韬，王韬与儒莲，伯希和与罗振玉……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这形成了一种“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并存的“文明互鉴”图景。所以，无论是中国近现代学术还是西方近现代的汉学，其生成都是中国学者与西方汉学家互动的结果。基于此，sinology并没有完全独立于同时期作为中国学术主流的“汉学”。虽然sinology与汉学的研究主体视角存在差异，但其具有相同的研究对象，它们自然而然地成为那个时代彼此互译的对象。
第二，自清代以来，学界已习惯将“外国对中国的研究”称为“汉学”。比如，1882年，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卷八《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中写道，“夫世之谈汉学者，无不疑古文《尚书》，而斥为伪孔。先生独不然，以为此皆三代以上之遗言，往训援引，参见于他书”，以及在该书卷十一《法国儒莲传》将儒莲作品译为《汉学指南》。1895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汉学》一文中指出，“日本之习汉学，盖自应神时始……日本汉学者皆谓自隋唐通好以来，千有余载，及是使者始奉皇帝国书，待以邻交之礼。书之史册，实为至荣”。1910年，章太炎在其信中提道，“然今东方人治汉学，又愈不如曩昔，长老腐充博士者，如重野安绎、三岛毅、星野恒辈”。由此可见，我国学界以“汉学”称谓“外国对中国的研究”早已成为惯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图文音像数据库建构”（20&ZD33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大学新华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