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讲经文是传世文献未载，仅保留在莫高窟藏经洞中的佛教俗讲的底本和记录本，以韵散结合的形式，为民众讲唱当时流行的佛教经典，属于一种新兴的讲唱文学体类。它的发现及其研究，填补了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的空白，既是古印度佛教说法传统在中国变迁的具体表现，也是唐五代民间讲经文化繁荣的见证，更是东亚讲经文献的典型代表。
“讲经文”属于广义的“变文”，它的整理本都收录在“变文集”中。1924年，罗振玉《敦煌拾零》校录的三种“敦煌佛曲”（实为《降魔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欢喜国王缘》），拉开了变文整理的序幕。学界现有8种变文整理本，出版最晚、收录最全的当属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1997），共校注21篇讲经文。近二三十年以来，世界各地所藏敦煌写卷基本上都已影印出版，特别是国际敦煌项目（IDP）彩色图版的逐渐公布，为我们提供了更多高质量的彩色图版。“敦煌变文全集”的汇注、整理与研究，也迎来了最佳时机。2014年11月，项楚教授、张涌泉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变文全集”立项，目标是为学界新增一部篇目搜集齐全、录文精准、汇注详尽的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变文全集”。据不完全统计，有待新增的变文写本现已超过百余件。
截至2021年5月，学界、项目组新发现、新证实的讲经文共11篇，总篇数从旧有的21篇增至32篇，共计46件写本、50余万字录文。这些新增篇目、旧有篇目的新增写本及其相关文献，促使讲经文的研究，从过去“挖宝式”的个别篇目的考察，转型为现阶段的综合性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更精确更完善的讲经文文本整理
这些新增篇目以及旧有篇目的新出写本，丰富了讲经文整理的原始文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全面调查敦煌遗书中的讲经文写卷，通过残卷缀合提高文本完整性，有利于后期的整理、汇注、材料汇编更完善。如张涌泉教授已将斯8167号残片，与旧有的斯4571《维摩诘经讲经文》缀合，弥补原缺近17行的内容。又如张新朋发现俄敦11862号、俄敦10734号残片，与已知的俄敦11862号、俄敦10734号《盂兰盆经讲经文》，属于同一写卷的撕裂，且俄敦11862号、俄敦12642号可直接缀合。我们正是据此才得以判定这四个残片与台图32号写卷，分别抄自两部撰述风格不同的《盂兰盆经讲经文》。
二是新增的11篇讲经文，完善了“敦煌讲经文”的名义，还补充了两种不同的讲经文文本类型。王重民、潘重规、平野显照等前贤，曾据当时手头可见的讲经文篇目，将其文本形式归纳为“经文+散文+韵文”，此为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判定讲经文的重要标准。新增篇目中比较典型的，如首博藏32.536号背《佛说如来八相成道经讲经文》、伯2459号背《佛本行集经讲经文》为讲经文新添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本，依次是“主讲内容+散文+韵文”“散文+韵文”。这些新增篇目，开拓了讲经文的研究园地，更能彰显出其作为中古讲唱文学作品的独特属性。
早期讲经文整理依据的缩微胶卷、影印黑白图版等，无法完全呈现写卷所附各种朱笔标注符号，这就导致校录的文本中偶尔会出现细节上的疏漏、疏误。我们项目组收集、购买的讲经文图版（46件）均为高清彩图，提高了文本校录与汇注的精确度，为全面释读写卷蕴含信息、深入理解文本等，奠定了基础。
分类别分层次的讲经文文本研究
讲经文不同于传统的文学作品，它是佛教俗讲活动中产生的，既有俗讲法师提前准备的讲稿，也有听众随手抄写的笔记，还有不少初学者传抄的文本等，因此，即使文本类型相同的讲经文，撰述风格也各不相同。现存32篇讲经文，共讲解12部佛经，其中有6部每部至少存两篇以上讲经文（共26篇）。我们将同一部佛经的所有讲经文篇目，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的同时，对每篇展开抽丝剥茧式的考证，不仅是现阶段讲经文文本研究的关键突破口，还是解构唐五代民间俗讲经文撰述情形的典型实证。
同一部佛经的俗讲经文现存篇目众多者，如《维摩诘经讲经文》8篇、《法华经讲经文》7篇、《阿弥陀经讲经文》5篇等。《维摩诘经讲经文》都由“经文+散文+韵文”的形式组成，但其文本撰述风格颇具特色，可分成四种：1.汇注式，斯4571+斯8169号《维摩诘经讲经文》主讲《佛国品》宝积与五百长者子以七宝盖供养佛陀之前的经文，散文说白部分以汇注的形式疏解关键经文，征引经论注疏10余种，与佛经汇注形式接近，语言质朴、文学性不强。2.铺陈演绎式，散文说白撰述时不征引经论注疏，以经中人物对话推进故事情节，共有4篇，即俄弗252号、伯2292号、伯3079号、俄弗101号。俄弗101号演绎《佛国品》宝积与五百长者子以七宝盖供养佛陀一事时，以对话形式叙述维摩居士劝宝积菩萨等抛却享乐，前往毗耶离听法的故事，如“居士赞佛、居士呵责宝积、居士语宝积、宝积对居士叙……”3.直接或间接以经讲经，伯3872号散文说白内容常摘引或化用《维摩诘所说经》相应部分的经文解说大义。4.佛经注疏式，散文说白常借鉴《维摩诘经》相关注疏，共两篇，即贞松堂本、北敦15245号，这两个写卷为同一部讲经文中前后相接的两个抄本，抄者虽不相同，但布篇谋局，都深受唐道液《净名经集解关中疏》的影响。足以说明，这四种不同类型的《维摩诘经讲经文》的撰者身份、讲说场合、听众文化程度、素材来源等各具特色。
我们对同一部佛经的讲经文文本进行细分，既是探究这些俗讲文本撰述情形的切入点，也是考察撰者义学水平、文学修养，以及俗讲场合、听众身份等信息的客观条件，更是讲经文研究由文本校注及单篇考证阶段，走向整体性、综合性研究的必然趋势。
多重视域下的讲经文综合研究
在讲经文彩色图版全面搜集、文本精确整理及分类解读等基础上，综合全面的讲经文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讲经文生成历程的追溯。敦煌讲经文是中国佛教通俗讲经文本累积的阶段性硕果，它与中国寺院僧讲密切相关，寺院僧讲文本又借鉴过古印度佛陀说法及其弟子造论的体例或技巧。因此，我们考察这种专门讲解佛经的通俗文学作品演变历程时，须将它放在汉传佛教讲经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及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环境中进行探讨。
二是讲经文的音乐属性诠释。讲经文是唐五代民间盛行的一种讲唱文学作品，它是在法师、都讲两人有说有唱回环往复的表演过程中形成的，属于中国音乐文学与佛教音乐文学的研究范畴。讲经文的唱诵曲调复杂多样，据不完全统计有近20种以汉字标注的音曲符号。我们以讲经文的音曲符号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变文、佛教斋会仪式文本中的音曲符号作为辅助材料，以期能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正确解读这些唱诵符号的含义。
三是讲经文文本内涵的分类解读。讲经文创作时经义解释与劝诫信众修行向善并重，其文本内涵早已超越主讲佛经之大义，故而借鉴了当时民间流行的多种文化元素等，主要分成四类：1.儒家典籍；2.童蒙读物；3.历史故事；4.古代的典故等。我们对这些文化符号的系统性诠释，是深入研究的重要方向。
四是敦煌佛道俗讲文化比较研究。学界释道俗讲仪式、俗讲经文的研究，犹如两条平行线，独立并行。笔者在整理校注道教讲经文时发现其中佛教文化、佛教俗讲仪式的影响痕迹，非常明显。因此，有必要采用文献比较法，理清二者间的关联，彰显佛教俗讲文化的影响。
敦煌讲经文是仅存于莫高窟的唐五代佛教的俗讲文本，是宋元以来多种说唱文学体类的源头，在文学史上承担着继往开来的角色。我们对讲经文进行全面的整理与系统性的阐发，希望可以充分肯定它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国佛教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同时，为其他不同体裁的敦煌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新范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变文全集”（14ZDB095）、冷门绝学项目“敦煌残卷缀合总集”（20VJXT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