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特客户端·深圳新闻网2022年11月25日讯（晶报记者 余梓宏）因为第23届深圳读书月的到来，这个月，中心书城变得异常热闹。才过去的11月17日，虽然是工作日，但因为人气作家马伯庸带着新书来做宣传，很多书迷依然在下班后从四面八方赶到现场，参与活动。
这几年书城的活动不少，不过，已经很少见到国外大咖学者的身影，他们大多以线上交流的形象出现。但其实几年前，一大批国外的明星学者都曾在中心书城与读者面对面进行过对话，让读者以更真实的方式感受他们的非凡魅力。2013年，著名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就曾亲临深圳，借助宣传新书的机会，他在中心书城北区大台阶举行了一场现场公开课。这位《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一书的作者，一如其一贯的风格，甫一开场就向观众抛出非典期间醋涨价是否公正、黄牛炒票是否合理等问题，并引导赞成派与反对派观众进行现场激辩。
通过提问和辩论，桑德尔试图引发观众思考：一切是否都能用金钱来衡量？市场的道德界限在何处？钱到底是否会导致不平等，还是最公正的手段和结果？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当时还在深圳大学念二年级的苏瑾就是现场观众之一。最后具体哪一派占了上风，桑德尔有没有在提问时做出他标志性的动作，苏瑾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她能清晰记得的是，那晚的情境仿若置身于古希腊城邦的公民大会，大家席地坐在大台阶上，一起讨论何为道德与正义。“桑德尔站在台阶的最底层，和我们的距离很近，更像是一位提出命题的议事主持者而不是老师。”
而来听公开课的市民大多数是上班族，也有学生，另外一些是带孩子来书城的家长，活动不需要门票也不收费，一个完全敞开流通的演讲空间，让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间，随意在大台阶上找到位置坐下，进入讨论。“现在回想，如果桑德尔当时去的是更为严肃的大学或者图书馆的报告厅，或更接地气一些的广场和购物中心，大概都不会再创造出那样的场域。”
苏瑾把这个场景写进了《深圳中轴线：中心区变形记》一书之中。这是一本记录福田中心区空间演变的非虚构作品。在参与这本书的写作时，苏瑾刚从深圳大学微电子相关专业毕业，进入复旦大学继续读研，对规划建筑等城市空间相关领域只有非常薄弱的认知。但书写城市空间只是一个切入口，这本书更大的用意在于以城市漫游的方式回看当代深圳造城起点，从而拼绘出关于深圳城市发展的历史。
这是《深圳中轴线：中心区变形记》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写作者是一群深圳年轻人，他们把目光聚焦在深圳这座本来就具有独特标本意义的城市，并愿意为之提供具有“在场感”的城市观察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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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轴线：中心区变形记》这本书的策划构想，是由一次城市漫游所促成的。福田中心区是改革开放后深圳乃至全国最早的规划实践，是遵照现代城市规划方式逐步建成的地区。作为城市设计/建设的先锋，中心区成为了全国各城市学习参考的对象，也是中国城市建设的一块重要试验田。
而中心区的重要之处还体现在，它深深影响着每位来到深圳的人对这座城市的印象——“不管是市民中心的大屋顶，还是南北广场巨大的尺度，或是周边的明星设计师的建筑群。这些印象已经成为了一种符号，甚至就连星巴克的纪念咖啡杯也会用市民中心的图案来代表深圳。”书中写道。
作为本书的主编，原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总监刘磊回忆说，中心成立的初衷是鼓励“公众参与式的城市设计”，在成立之初就已经谋划了一系列的城市研究计划，包括关于城市的写作，也包括带领公众去游览这座城市。
2017年，中心组织过一次城市漫游，让亲历中心区建设的规划师带着年轻的城市写作者漫步中心区，回看当代深圳造城起点，亲身体会这个城市空间，学习观察空间特征，发现使用状况，同时沟通观感。这群年轻写作者穿梭于深圳中轴线及周边的标志性建筑群中，一路走、一路倾听规划设计师讲解设计历程和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这趟旅程让这帮年轻的写作者激动不已，他们中有人写下当天的全过程，记录下自己独特的发现和感受，通过新媒体进行传播，取得了不错的反响。
通过这次尝试，刘磊有了一个萦绕心头已久的想法：即可以不局限于专业人士的业内视角，而是通过不同出身个体的联合写作，来对中心区进行空间解读、评论和再创作。
刘磊希望把再创作的机会交给一群本地的年轻作者——他们未必是建筑规划专业出身，但对城市空间充满好奇心，有着更为独特鲜明的个人视角。按照刘磊的设想，这群非专业科班出身的年轻写作者能够去现场观察、向亲历者提问、与设计师交流和用文字表达，形成独特的叙述线索。“有点像本雅明笔下的‘闲逛者’，他们用个人体验介入空间，用文字促成对城市、文化和意识的捕捉，呈现具有时间感、空间感的城市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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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景田北”“霓虹灯下的白石洲”“玻璃笼罩下的广州”……2017年，一个名为“野人”的微信公众号曾推出了“路上观察学”系列文章，以路上观察家的眼光来看待身边的城市，并深入思考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来描述城市。“野人”的编辑团队成员都毕业于深圳大学，苏瑾就是其中的一员。
袁艾家在编辑团队中年纪最大，是大家的大师兄，也是“野人”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们曾在校园里一起办校园杂志，“用读书、写作、思考、讨论，实现有可能的现实关怀”。而现实关怀的起点，就是关心身边的社区和城市。在团队成员陆续从深大毕业后，他们开始运营起“野人”，把视野从深大转向了深圳，希望把深大的“在场感”变为一种深圳的“在地感”，借此吸引和聚拢与深圳这座城市发生联系的读书人。
“了解城市就是‘野人’的初衷。”袁艾家说。在广泛的阅读和写作，以及对身边城市的观察中，他发现深圳其实一直存在一个“痛点”：“作为美国急剧城市化缩影的芝加哥，在它鼎盛时期就为世界贡献了垂名于后的‘芝加哥学派’，其开创性的影响涵盖建筑学、经济学以至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可谓无远弗届；而同样作为中国城市化不可或缺观察标本的深圳，是如此缺乏系统化而又学理性的审视和解读。”袁艾家认为，深圳并不是只有“创业”“物质主义”等等维度的城市语言，它应该还有“另一种声音”，为现代城市学留下更多它的印记，而这是关怀现实的深圳读书人应有的义务。因此，“城市学”是“野人”最关心的议题，深圳这座城市成为了他们要致力去写作和思考的对象。
这与刘磊的设想有着不谋而合的地方。因此，在收到写作邀请后，袁艾家担纲了本书的副主编职务，并联合起了“野人”中的大部分成员一起参与了本书的写作，完成一次城市写作的集体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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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何去书写中心区和中轴线这样一个城市空间？“当我们意识到深圳和它的中心区不是从来就有的，故事就活了起来。”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严丽君曾点评说，这本书要写的是一个关于崛起中的城市和城市空间相互滋长的故事。
在2011年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上，曾出现了一个“6小于60”的主题展区。袁艾家说，“6小于60”指的是全世界范围内6座小于60岁的城市——这6座城市都诞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可以说代表了人类文明对居住环境乃至社会环境的全新探索理念。而深圳就是其中最为晚近的一次实践。“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现场，大多数置身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当事人，都会觉得到这里淘金、致富才是最突出的目的，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这是一座即将被创造出来的城市。既然是城市，它的需求就不能仅仅是工厂，或者宿舍了。”
深圳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福田布局规划未来的“中心区”。还原福田中心区从无到有的建成史，恰好成为理解深圳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一个细胞样本。而当时的规划亲历者，在国内可借鉴的模本基本为零，自己也都还不知道中心区乃至深圳将会建成什么模样。甚少被人所了解的是，中心区的规划经历过多次“论战”，袁艾家形象地称之为“洋经验”和“土特产”之争。
首先是港商胡应湘看中这片土地的价值，从世界各地请人规划，设想了一个非常大胆、非常具有实验性的方案：“搞了个大圈，一圈套一个圈”。这个“怪圈”引发了一系列反对的声音，但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胡应湘坚持认为，这只是计划经济时代惯性的固执和保守，为此还高薪聘请了一个西方智囊团担任说客，试图从专业角度进行解释。
在这场“智斗”中，时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担纲深圳城市规划委员会首席顾问工作的周干峙也一度一筹莫展，最后回到北京，请来了建设部的总工程师陈占祥。陈占祥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伦敦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曾师从英国规划大师阿伯克隆比（以1944年大伦敦规划闻名于世）。有了陈占祥的助阵，胡应湘才收起了锐气，当场宣布放弃自己的方案。
袁艾家说，这一场围绕中心区未来定位的论战有着不容低估的“爆炸当量”：“如果胡应湘当时的设想成真，那就彻底改变我们今天看到的深圳城市肌理。”
而后来中心区的规划更像是一方面吸收“洋经验”，一方面又创造了“土特产”，最终形成的新规划方案中，才有一条背山面水、跟北京近似的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中轴线”，稳稳坐落在棋盘网格局的大框架中。1986年的“深圳特区总规”中正式阐明，“以一条正对着莲花山峰顶的100米宽的南北向林荫道作为空间布局的轴线，与深南大道正交，形成东西、南北两条主轴”。
而围绕着中轴线落成的各种建筑，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国外知名建筑大师之手。深圳图书馆与深圳音乐厅是普利兹克奖得主、日本建筑师矶崎新在中国落成的首个项目；深交所是荷兰建筑大师雷姆·库哈斯的得意之作；作为当时深圳标志建筑群的“十三姐妹楼”更是对标美国曼哈顿街区……
中心区这才开始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模样——它就是“洋经验”和“土特产”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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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知道“绿色的云”的深圳人并不太多——它是深圳不为人知，却又名副其实的“中央公园”。如果从高处俯瞰，市民广场南广场这块郁郁葱葱的植被覆盖正好处在中轴线上，占地面积有17.9万平方米。袁艾家说，当他第一次来到“绿色的云”，从观感就意识到它是一个小径通幽、野趣盎然的城市公园，颇有一种在深圳心脏找到一片“荒野丛林”的感觉。
也正是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这群年轻写作者第一次重新探索了这座城市。比如在袁艾家看来，“绿色的云”具有一种其他公园不可取代的观赏性，甚至是对城市公园传统营造思路的“反其道而行之”——它不是为了让游人远离城市的喧嚣，而是告诉你城市本身是可以瞭望的景观，甚至还在地块的每个角都专门设置了向外伸出的观景台。“中心区在规划上早有‘双龙飞舞、城市谷地’的设想，排布在‘谷底’两侧的飞龙，就是由摩天大楼起伏而成的天际线，而这片建筑景观本身就足以成为现代建筑的博览馆。”
写作者来福也是在写作深交所的篇章时第一次进入到深交所的内部，才知道了深交所大楼设计的独特之处在于，建筑的底座被抬升至36米高，在立柱形大厦的中下部形成一个高24米、东西向悬挑36米、南北向悬挑22米的“漂浮平台”。而这个平台的顶部本来的用处，按照建筑师库哈斯的原意，是要建成对外开放的“世界最大的空中花园”，向公众开放权威建筑的边界。库哈斯曾说：一座城市像证券交易所这类机构的建筑，往往是被设计得比较封闭的，让外界没有办法接触它。但在深圳这座开放的城市，深交所的设计理念则突出了“开放性”。
而作者之一的帅虎也是第一次知道，对标曼哈顿街区的“十三姐妹楼”，仿照了曼哈顿市中心重要的公共景观布莱恩特公园，在CBD（中央商务区）的摩天大楼之间专门留出了两个街心公园的空间。这在当时的国内属于非常超前的规划思想——那就是CBD街道的活力也值得去激活，CBD应该成为城市中也能够闲逛的有机部分，而不是一到夜晚就变成“无人城”。
甚至很少人知道的是，比刚刚落成的岗厦北枢纽里的“深圳之眼”更早的时候，深圳还曾经在深南大道与深圳中轴线十字交汇的那块有着“眼睛形状”的绿地上规划过一个名为“水晶岛”的建筑，它曾代表着整个深圳中轴线最后一笔的“画龙点睛”，规划师们都对它有过非常雄伟的想象，也形成过共识：一旦落成，它将成为深圳城市地标。“但悖论在于，被搁置了20年的规划想象，它越是承载了跃跃欲试的大胆，就越是停留在小心翼翼的谨慎里。”所以直到如今，“水晶岛”仍然只存在于纸面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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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新书发布会上，还是书里的字里行间，对中心区的评价都出现过一个高频词，那就是“未完成”。而中心区的“未完成”也给这群年轻写作者留下了足够的再评价空间。
帅虎就曾在书里犀利地表示，虽然十三姐妹楼以曼哈顿为蓝本留出了两个街心公园，但始终没有像曼哈顿的布莱恩特公园那样真正激活CBD里的街心公园的活力，让之成为各种富有活力的公共艺术活动的举办地。来福也提到了深交所的空中花园设计和实际运营之间的巨大落差，鲜少有人真正来到这座曾经的“世界最大空中花园”，因此来福感叹道：“建筑可以联结城市，但建筑亦可封闭自身。”中心区在“野生成长”的过程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曲折多变，以及颇留遗憾的地方。
而这种再评价本身，正如严丽君所言：“关于深圳，他们不甘于做听故事的人，而要做讲故事的人。深圳通过写作者各自眼睛的折射，千人千眼现千城，从而变得丰富而神秘。”她补充说：无论是规划者、设计者，还是使用者、参观者，大家都是深圳这座城市的作者，而《中心区变形记》正是迈出第一步，把深圳当作值得联合写作的对象——“他们努力做客观、中立的记录者，却在字里行间不经意流露出城市‘主人翁’的姿态。”
中轴线
以一条正对着莲花山峰顶的100米宽的南北向林荫道作为空间布局的轴线，与深南大道正交，形成东西、南北两条主轴,最终形成一条背山面水、跟北京近似的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
围绕着中轴线随之落成各种建筑
深圳图书馆与深圳音乐厅是普利兹克奖得主、日本建筑师矶崎新在中国落成的首个项目
深交所是荷兰建筑大师雷姆·库哈斯的得意之作
深圳的标志建筑群
“十三姐妹楼”
更是对标美国曼哈顿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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