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一百卷，南朝梁开国功臣、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沈约（441—513，字休文）撰。沈约历仕南朝宋、齐、梁三代，在中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著述宏富，但多亡佚，今仅有《宋书》及明清人辑补《沈休文集》部分诗文传世。《宋书》是在前人基础上编写而成，初以写本传世。据南宋目录学家晁公武所撰《郡斋读书志》记载，北宋末年徽宗政和年间，《宋书》始有刻本。1962年，王仲荦开始点校《宋书》，197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18年，在丁福林的主持下，中华书局又出版了点校本的修订本。笔者最近发现《宋书·庐陵孝献王义真传》有一舛误之处，有必要予以订正。
《宋书·庐陵孝献王义真传》开篇记载：南朝宋武帝刘裕有七子，长子为宋少帝刘义符，次子为庐陵孝献王刘义真，“庐陵孝献王义真，美仪貌，神情秀彻。初封桂阳县公，食邑千户。年十二，从北征大军进长安，留守栢谷坞，除员外散骑常侍，不拜”。（《宋书》卷六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武三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33页）唐初，史学家李延寿承父遗志，撰成《南史》，亦载有刘义真事迹。《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曰：“庐陵孝献王义真，美仪貌，神情秀彻。初封桂阳县公。年十二，从北征。及关中平，武帝东还，欲留偏将，恐不足固人心，乃以义真为雍州刺史，加都督。”（《南史》卷十三，列传第三《宋宗室及诸王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3—364页）以上两处“年十二”，当为“十二年”之倒误，而“十二年”，即晋义熙十二年（416）。丁福林在《宋书校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页）一书中已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年十二，从北征大军进长安”与“年十八”间必有一误。然丁先生并未考证出何者为误，殊为可惜。
考诸史实，刘义真“从北征”，即跟从其父刘裕（366—422在世，420—422年在位）北伐之事，发生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这一年，北方后秦发生内乱，“羌主姚兴死，子泓立，兄弟相杀，关中扰乱”。（《宋书》卷二本纪第二《武帝中》，第35—36页）掌握东晋大权的刘裕看到机会，“乃戒严北讨”。十二年“八月丁巳，率大众发京师”，发动了北伐战争。在刘裕的亲自率领下，东晋军队横扫中原，一直打到关中，占领长安，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义熙北伐”。此后，南朝军队就再也没有机会进入过长安。
如果《宋书·庐陵孝献王义真传》所言不误，那么刘义真当生于晋义熙元年，至义熙十二年，其跟从刘裕北伐的时候也恰恰“年十二”，但这与本传所言义真卒年不合。《宋书》本传言刘义真被杀时说：“景平二年六月癸未，（徐）羡之等遣使杀义真于徙所，时年十八。”（《宋书》卷六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武三王》，第1638页）景平二年，即公元424年，据此推算，刘义真当生于晋义熙三年，“义熙北伐”的时候，他应该是十岁，而不是十二岁。否则，他的卒年就不是十八岁，而是二十岁。
北伐失败，刘义真退回建康，被任为扬州刺史，刘裕之母反对，谓刘裕应该让弟弟道怜而不是儿子义真做扬州刺史：“太后谓上曰：‘道怜汝布衣兄弟，故宜为扬州。’上曰：‘寄奴于道怜岂有所惜。扬州根本所寄，事务至多，非道怜所了。’太后曰：‘道怜年出五十，岂当不如汝十岁儿邪？’上曰：‘车士虽为刺史，事无大小，悉由寄奴。道怜年长，不亲其事，于听望不足。’太后乃无言。车士，义真小字也。”（《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十一《宗室》，第1463页）十岁之语，当为实录，可证“年十二”之误。
又，刘义真为刘裕第二子。刘裕在北伐占领长安，自返建康时，留义真为刺史、都督，做名义上的大军统帅；以长史王修为行府州事，代理军队指挥。《宋书·庐陵孝献王义真传》说：“高祖将还，三秦父老诣门流涕”，“高祖为之愍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诸君恋本之意，今留第二儿，令文武贤才共镇此境。’临还，自执义真手以授王修，令修执其子孝孙手以授高祖。”（《宋书》卷六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武三王》，第1634页）“第二儿”之语，出于刘裕之口，当无误。而据《宋书·少帝纪》在说到刘裕的长子时，载：“少帝讳义符，小字车兵，武帝长子也，母曰张夫人。晋义熙二年，生于京口。”（《宋书》卷四本纪第四《少帝》，第63页）晋义熙二年，即公元406年。因此，作为刘裕第二子的义真，生年不应早于其兄义符，即不应为晋义熙元年。
再，《宋书·文帝纪》载：“太祖文皇帝讳义隆，小字车儿，武帝第三子也。晋安帝义熙三年，生于京口”（《宋书》卷五本纪第五《文帝》，第71页），故义真生年亦不当晚于其弟文帝义隆，即不当晚于晋义熙三年。少帝义符、义真、文帝义隆三人皆不同母，刘义真只有与其弟文帝义隆同年，皆生于晋义熙三年，才符合其在兄弟中的行序，亦符合本传其卒年十八的记载。
综上所考，《宋书》卷六十一《庐陵孝献王义真传》“年十二”当为“十二年”之倒误。后世李延寿编撰《南史》，删节南北朝八书，虽在史料的剪裁和抄录上花费了大量功夫，但“简净”之余，却也收录了《宋书》的这一错误。自1974年出版以来，《宋书》点校本对学林贡献巨大。正如丁福林所言：“校勘精审，考辨广征博引，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多所创见，实他人难以企及，可说是迄今最为完善之精本……当然，智者千虑，百密一疏，加上当时检索条件的限制和人手的缺乏，点校本中极个别地方出现一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不过，2018年出版的点校本《宋书》修订本，仍延续了“年十二”之说（《宋书》，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785页），应予订正。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