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学文献学》是曹道衡、沈玉成两位先生给我指定的题目。我在《一个后学眼中的沈玉成先生》一文中，曾写到过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摘录如下：
1991年，曹道衡、沈玉成先生申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中古文学编年史”，所涵盖的范围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当时我刚毕业留所，二位先生就把我吸收到课题组中，并做了明确分工：沈玉成先生负责魏晋部分，曹道衡先生负责南北朝部分，而我则协助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为此，沈玉成先生责成我编撰《中古文学文献学》，目标很明确，一是将中古文学的原始资料交代清楚，二是评述历代研究状况。他特别告诫我，不要写成综述性的著作，而是要有自己的见解。而在我，初入学苑，要在许多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两位先生又是一如既往地扶持我，确定章节目录，补充修订，甚至连书名也是沈玉成先生替我起的。书稿完成后，沈玉成先生又热情地推荐给金开诚先生，收录在金先生主编的“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后来，沈玉成先生在给这部小书作鉴定时写道：“《中古文学文献学》是带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这样说也许不算溢美，因为作者几乎接触到了在国内（主要是北京）所能见到的中古文学原始资料和研究文献，作出了繁简得当的介绍和评价，而且这种介绍和评价并非孤立的、零敲碎打的，而是在中古文学的研究体系中为这些材料和成果各个安排了恰当的位置，如登高望远，村落田园，历历在目。这项工作，粗看来似乎只要肯下死工夫，统览材料就可以完成，而实际上，如果对这一段文学的全貌未能了然于心，是不可能安排得如此恰当的。我认真读过此书的全稿，完全同意曹道衡同志在序中的话，‘不但对初涉中古文学研究的同志有很大的教益，就是对研究工作多年的同志，也同样能得到不少启发’。另外，还要强调介绍，此书的价值不仅在于为研究者提供了全面的资料线索，更在于对某一类材料和成果作了介绍以后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了已有材料和成果的不足与缺失。所以，它的品味要高于过去的目录学、史料学。”这段话是沈玉成先生对我的较高的期许，尽管努力去做，但限于学识，还有很大的距离。这本小书直到1997年才出版，而沈玉成先生已经去世了两年，又不及看到。这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另一件事情。
在撰写《中古文学文献学》过程中，我发现《玉台新咏》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个想法得到沈先生认可。这也是我后来从事《玉台新咏》研究的缘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向来有个不成文的惯例，刚工作的科研人员先到基层锻炼一年。文学所的“基层”通常是指三个编辑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文学年鉴》）和一个图书资料室。我先在图书资料室“锻炼”，每天的工作就是“撕”杂志，将撕下来的文章剪好，用糨糊粘贴在白纸上，分门别类地装订起来，供科研人员参考。有同事在楼道见到我，做出撕纸的样子，善意地嘲笑我每天撕纸，已经成为习惯动作。后来，我与人大复印资料中心的工作人员谈论此事，年长一点的就像找到知音一样，连忙说：“我们当初也是这样。”半年以后，我转到《文学遗产》编辑部兼职，还应编辑部徐公持老师之约，撰写了《台湾近两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要》等学术综述文章。文学所还有一项常规性的工作，年轻学者多要为《中国文学年鉴》撰写年度学科综述，我也不例外。所有这些，让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资料，也时常引发一些学术思考。
《中古文学文献学》就是当时思考的成果之一。如果说这部著作还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话，学术性有多少不敢说，实用性和可读性还是差强人意的。我对自己有一个基本要求，所评述的重要文献，都要逐一过目、研读和比较，努力按照老师的要求，提出自己的见解。一些不易查阅的资料，自己又没有目验，就尽量规避。也有一些重要资料实在绕不过去，自己又理解不深，就征引专家之言予以介绍。这样做并不是“虚张声势”，确实是舍不得放弃。这些年，海内外同行还会不时地提到这部著作，认为信息量比较大，使用起来很方便。这是令我感到欣慰的地方。
文献资料类著作，往往容易堆积资料，阅读起来磕磕绊绊。加拿大学者布鲁斯·炊格尔的《时间与传统》（三联书店1991年版）一书在处理材料方面很有特色：20世纪以前的人名、书名有注，近代的研究则括注人名、数字和字母，书后附参考文献，详注出处，与正文的标注相对应，便于核查。经过这样的处理，文字比较流畅。这种方法为我所取，在当时还算比较新颖。
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我撰写了若干种学术论著，但阅读面最广的很可能就是这部著作，它近乎一部教学参考书。鉴于学术的发展，出版社对其早有修订的提议。我总觉得准备不足，迟迟未能动手。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我有了较多的读书时间，便开始着手对《中古文学文献学》进行修订。客观地说，三十多年来，与中古文学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不断涌现，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这次修订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充分吸收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譬如十六国北魏至隋代的诗文研究文献，原来有一万多字，现在扩展到十万字。其他如《文选》《玉台新咏》等研究文献，都有较大的增补，努力反映最新的研究状况。为保留最初的学术愿景，引言和结束语没有修改，这不等于思想固化。在旧版结束语中，我曾对中古文学文献研究作过一番展望。现在看来，这些目标多已实现。甚至，其变化程度远远超出了当时的预想。
《颜氏家训·勉学》说：“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撰写《中古文学文献学》，既是为己之学，也是为人之学。为己以补不足，修身求进；为人以求利世，“但能说之”。借修订旧著的机会，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更看到了学术界的巨大进步。这无疑是一种鞭策，必将有力地推动我们继续探索，砥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