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陆航 实习记者 张洁）数术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过很大影响。6月15日下午，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海外汉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命理与数术”讲谈会在线举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戎恒颖担任主持，法国远东学院教授华澜（Alain Arrault）和法国雷恩第二大学讲师安度（Radu Bikir）主讲，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巫能昌和王兴作为与谈人，共同探讨海外汉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命理与数术，利用一些新的史料和研究方法为国内学者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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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天地间生存、运动，宇宙万物的运动无一不受着一种“数”的制约。古人认为，这种“数”，是人们可以通过卜筮等术数手段得到“神”的指点和启示，感知和认知它。古人将自然界所观察到的各种变化，与人事、政治、社会的变化结合起来，认为两者之间有某种内在关系，这种关系可用术数来归纳、推理。数术区别于其它方术的是它的数学化。从中国古代哲学上看，数术是中国古人通过对世间万物高度宏观的归纳，是对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归纳，并充分运用这一规律，推演事物之间关系及变化，推算未来，趋吉避凶的各种理论系统。
《汉书·艺文志》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六方面列入术数范围。《中国方术大辞典》把凡是运用这种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数理以行占卜之术的，皆纳入术数范围。如：星占、卜筮、六壬、奇门遁甲、相命、择日等等。法国汉学专家们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一些一手文献的研究下功夫，他们的前沿研究也对国内学界拓宽汉学视野具有很大帮助。华澜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宗教和占卜术，探讨的题目是“中国历日：数术的通俗化”；安度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的占卜与命理，探讨的题目是“宋代占卜的超越与内在效用：以洪迈的《夷坚志》为中心”。
华澜教授从知识社会史、数术社会史、天文学史等多角度谈及中国历日和数术的变化，他还通过展示《断易天机》《搜鬼论》等资料进行了详尽阐释。
“数中有术，术中有数”，数术的特征是以数行方术；基础是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河图洛书、太玄甲子数等。“术”，指方术，“数”，指气数、数理，即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数理。
华澜谈到，通俗不代表大家都可以读懂，也不是说每个家庭都有历日。虽然历日中的文字比较简单，但想要读懂还是需要识字，古时的民众识字率不一定很高。根据出土的唐代末年敦煌一位官员的账本，为了造历要用150张纸。如果说一张纸相当于一本历日的话，在敦煌推算150张历日与6万到10万当地的人口做比较的话，当时一本历日对应400人口。
巫能昌副教授评议时提出，历日是数术通俗化的一种路径。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知识和信仰逐渐被特定的人群所掌握。在帝王政治中，历日的修造与颁布被赋予了政治和礼仪文化的象征意义。
占卜是中国传统术数的本质。安度以宋代占卜的超越与内在效用为主要立意点，以《夷坚志》中所涉及的王浪仙、杨望才、曹仁杰等术士的例子为引述，提出术士不按照规律，靠他们自身的修养、超感预知的能力来判断世事的观点。
学习数术所要理解的是“定数”，所要追求的就是“变数”，因而可以通过理性的掌握来创造未来。术数，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是我国历史上社会生活中的时尚，但它的内涵和外延至今不清晰，在学术界并没有确切的划分。一般来说，狭义的术数，是专指预测吉凶的法术；广义的术数就包括天文、历法等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术数类丛书》出版说明中指出，“术数为道家之术（所谓阴阳家皆出自道家）而阴阳五行理论也一直为道教为推行，儒教佛教亦提倡，并发展出了儒家易与佛家易，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数理，来推断人事吉凶；即以种种方术观察自然界可注意的现象，用以推测人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对我国古代政治、军事、文化、科技曾产生过广泛影响”。今天观数术，则科学知识与迷信法术兼具，并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
宋代文人洪迈编撰有中国古代志怪笔记小说《夷坚志》，《夷坚志》最初成书时达到420卷的规模，记载了5000多个事件，经过历史的散失，本书流传到现在，仅保存了206卷内容，记载了2600个左右的宋代事件。安度认为，《夷坚志》中具有大量金女真人南侵宋以及金与南宋对峙时期金宋两地人的社会事件。虽不乏荒诞离奇之事，却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珍贵记录，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王兴在评议中对转述者是否在转述的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意志提出了疑问，以探究观察占卜与经验之间的张力。安度回应：“一本书没有固定的本性，谁在研究这本书，这本书的本性就会变得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