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中国已经形成了生机勃勃的数字化社会。根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到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较2020年12月增长2175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1.6%。伴随信息时代的到来，数字化技术已渗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作为基层社会治理重要变量的地缘关系，同样在数字化时代获得了新的特征和内涵。如何认识地缘关系的这一变化，是理解当今社会中重要现象的基础，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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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关系意义被社会建构
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同一社会关系具有不同社会意义，并且会凸显出所处社会的特征。正如意大利社会学家皮耶尔保罗·多纳蒂（Pierpaolo Donati）所言，任何人都是在关系意义上被建构成的一个人，任何社会制度也是在关系意义上被建构的。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地缘关系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也不断变化。
在传统社会中，血缘关系是连接个体的主要社会纽带。乡村社会作为人们生活居住的空间，虽然有着较为清晰的地理边界，但在其中形成的地缘关系却是以血缘关系衍生而成。因此，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此时的地缘关系是高度血缘化的，与血缘关系是高度重合且密不可分的。正如费孝通所说，“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也就是说，人们之间的地缘关系是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的一部分，是村落内部人们身份的标识之一。在此基础上，血缘化的地缘关系也就显得非常重要。但费孝通也指出，随着商业的发展，人们开始向城市聚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情关系难以为继，地缘关系开始逐渐摆脱血缘关系的内涵，走向纯粹的、以地理空间上的邻近作为标准的社会关系。不过，相较于血缘化的地缘关系，这种在城市中存在的纯粹地缘关系还是处在相对少数。因此在社会治理层面上，血缘化的地缘关系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连接作用，如从北宋至民国的保甲制度就是以此地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地缘关系的作用开始被业缘关系取代，个人只有进入同一业缘群体（单位或人民公社），才能被纳入国家资源配置的格局之中。也就是说，此时的地缘关系隐匿在单位制和人民公社所建立的业缘关系之下，逐渐丧失了其原本具有的社会治理意义。在农村，村落空间虽然在物理边界上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其实质已经发生深刻转变。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再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三级组织为人们提供了身份归属；在城市，地缘关系则被统合进“单位”之中。此时，地缘关系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被业缘关系所替代，社会治理也依此而展开。
在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城乡流动日益频繁，城市化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农村社会中，新生代农民工逐渐脱离农村社会，而在城市中，虽在地理上具有邻近性，但社会距离却越来越远，并没有形成有意义的社会群体。这种变化导致了本就孱弱的地缘关系进一步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不过，伴随着各种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地理空间划分的网格化治理模式得以普遍实施和推广，人们也开始逐渐意识到地缘关系所承载的重要意义。地缘关系在此基础上得到了重建，形成了一种数字化时代的新型地缘关系。
技术与制度推动重建
与传统社会中的地缘关系相比，这种在数字化时代得到重建的新型地缘关系具备一些显著特征。这些特征与其得以重建的原因有关。从制度因素来看，网格化治理模式正是基于地理空间上的划分而进行的治理，同一网格内的人们也在大大小小的社会治理事件中意识到了一种治理共同体的存在，地缘关系也得以重建。但从技术层面来看，网格化治理模式的推广正是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从网格的合理划分，到对网格内居民的信息统计，再到公共治理事件的监控和处理，这一切都离不开发达的信息技术作为支撑，并且网格内的人们往往还会通过各种即时通信软件建立起联系。可以说，在地缘关系的重建中，信息技术的发展是根本因素，制度因素则是直接推动因素，二者又是相互促进的。这一相互促进的结果就是地缘关系在社会治理层面上恢复了生机，也具有了区别于传统地缘关系的特征。
一方面，传统的地缘关系形成的是一种道德舆论空间，村落内的地缘关系能够反映社区内部的亲疏远近。由此形成的道德观念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础，而舆论正是在秩序维护中起重要作用的工具。但新型地缘关系形成的则是一种公共治理的空间。首先，这意味着新型地缘关系群体并不依据差序格局而有着长幼尊卑的排序。其次，它又划定了一定区域内社会治理的基本空间边界，能明确在某一公共事件发生后，需要承担治理职责的参与者。在城市中，往往是某一小区或者某几栋楼，在农村里则往往是某一自然村或者几个自然村。也就是说，划定的边界总是清晰可见的。最后，在社会秩序的维护上，是自治、法治、德治的三元结合。因此，新型的地缘关系具有强烈的社会治理意义，人们在其中的联系都是围绕着社会治理展开的。
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中，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高度重合，人们形成的是一种情感共同体。人们之间的交往沟通极为频繁和密切，有着丰富的社区社会资本。但是在新型地缘关系群体中，人们之间的联系更多以线上为主，难以形成稳定的情感共同体，社区社会资本较为贫弱。新型地缘关系中的个体，原本就没有任何联系或只有较少联系。与传统地缘关系相比，他们甚至都不是从商业中发展而来，只是单纯地在居住空间上邻近。这就导致了居民内部的高异质性，利益群体及诉求也呈现多元化，更容易滋生纠纷矛盾。再加上一些基层治理制度不完善，人们的交往局限于微信群等线上沟通，新型地缘关系自然就难以形成紧密的情感空间。
重建数字社会中的地缘关系
总的来看，将地缘关系应用到社会治理有着深厚历史传统，并且借助信息技术和网格化治理模式的推广具备了新的活力，但人们在这种关系下的联系仍然较为薄弱。要想达到理想中的效果，即人们处在和谐紧密的社会交往之中并能够积极参与区域内的社会治理，仍面临着重重挑战。这也需要我们积极应对。
首先，有意识地在重建地缘关系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重建地缘关系的重要目的是实现社会治理，但我们不应该止步于此。众所周知，社会资本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数字社会中，重建后的新型地缘关系是许多城市社区内人们仅存的联系，而我们不仅仅要借助其划定治理空间，更是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培育区域内人们的社会资本，如举办社区活动、提供更丰富的社会治理参与渠道、一起参与制定道德公约等。目的在于在新型地缘关系之上建立起更有归属感的治理共同体，让人们主动参与其中。换言之，新型地缘关系既是借助于社会治理而产生，也需要在此基础上加强人们的联系，增强区域内的社会资本。
其次，面对新型地缘群体中的内部异质性，需要更为全面的社会治理策略。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在个体层面也是存在差异的。那么，因社会治理重建起来的新型地缘关系群体中，必然也会呈现出较大异质性，这尤其表现为利益诉求的多元化。面对这种异质性，各社区应拓宽诉求表达机制，认真倾听并找准核心利益诉求，从而对症下药。
最后，面对我国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实际情况，应采用因地制宜的策略。在社会治理层面重建地缘关系，应在城市里和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中进行，而发展相对缓慢的农村地区依然适合以传统的血缘化地缘关系为主。这就需要采用因地制宜的策略，避免“一刀切”思维。因为，从社会治理的根本目的来说，只要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治理策略并不存在优劣之分。也许在原子化趋势明显的大城市中，我们可以通过人为的空间划分让人们依据单纯的地缘关系建立起社会联系，但在一些乡村社区中，人为的划分反而会破坏原有的紧密社会联系，从而让社会治理陷入困境。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