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甘肃境内地形复杂、地貌奇特、资源丰富、族群众多、内外交通便利、东西交流密切，造就了甘肃古代文化的繁荣昌盛，也使得甘肃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丰富多彩且地方特色明显的诸多文化类型之中，寺洼文化即是青铜时代甘肃境内地域属性明显且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遗存。
发现与分布
【资料图】
1924年，瑞典地质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狄道县（今甘肃临洮县）衙下集镇寺洼山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并在《甘肃考古记》中提出了甘肃远古文化六期说，“寺洼期”赫然在列。1945年，夏鼐主持对临洮寺洼山遗址进行发掘，获得了重大发现，对此前安特生的认识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完善。随后，夏鼐在《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正式提出了“寺洼文化”这一概念。夏鼐将寺洼文化的主人认定为氐羌，许多学者对于寺洼文化具体族属的认知虽不尽相同，但是总体上仍然认同夏鼐此说。因此，将寺洼文化看作氐羌系统的“西戎”文化考古遗存，几成学界共识。
寺洼文化主要遗址分布图 作者/供图
从目前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情况来看，寺洼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省兰州市以东的甘肃中东部地区，其分布范围向西不超过兰州一线，向东北到达子午岭以西的庆阳、平凉地区，向西南到达洮河中上游的临潭、卓尼等县，向东南抵达西汉水流域的西和、礼县等地区，向南可达白龙江流域的宕昌、武都、文县等地。从水系角度来看，寺洼文化应该发源于洮河上游地区，随后沿洮河向东发展，到达甘肃东部泾河上游和陕西西部汧、渭交汇之处，向北发展到庄浪葫芦河流域，南边则到达西汉水上游和白龙江流域。
目前已经确定属于寺洼文化的遗址基本上都在甘肃境内，其中大约包含窑炉5处、房址20座、墓葬460座、灰坑700处。这些遗址既有经过考古发掘的，也有经过调查发现的。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有临洮县寺洼山遗址、庄浪县柳家遗址、庄浪县徐家碾遗址、西和县栏桥遗址、卓尼县大族坪遗址、合水县九站遗址、清水县李崖遗址、岷县占旗遗址、卓尼县达勿白土梁遗址、临潭县磨沟遗址、平凉市崆峒区安国镇遗址。经过调查发现的遗址有陇南市武都区孙坪遗址、陇南市武都区任家坪遗址、西和县李崖墓群、庄浪县朱家大湾遗址、庄浪县李家嘴遗址、临潭县石旗崖墓群、漳县阳屲遗址。
从寺洼文化目前的考古发掘成果来看，并不见聚集性的居址，而墓葬资料却较为丰富。其中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代表性遗址有临洮寺洼山遗址、庄浪徐家碾遗址、合水九站遗址、临潭磨沟遗址、西和栏桥遗址、岷县占旗遗址。
以上各遗址的寺洼文化大体类同，但也存在一些细小差异。临潭磨沟墓地和岷县占旗墓地都可见齐家文化的影子，尤其是临潭磨沟遗址的齐家文化墓葬数量较多，其中混杂的寺洼文化墓葬深受齐家文化影响。合水九站遗址和徐家碾遗址虽然都发现了一些周式陶器，但所占比例较低，表明寺洼文化与周文化虽然有一定联系，但所受周文化影响程度有限。另外，合水九站墓地所反映出的葬式葬俗与秦文化墓葬有一定的相似性。虽然寺洼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流和影响，但在能够体现深层次精神文化认同的丧葬传统方面，寺洼文化依然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自身族群文化认同感。
类型与分期
根据现有寺洼文化遗址情况，学界此前多将寺洼文化分为两大类型：寺洼类型和安国类型。赵化成则将寺洼文化分为三大类型：寺洼山类型、栏桥—徐家碾类型和九站类型。这一认识已然得到学界广泛认可。
寺洼文化的存续年代大致介于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700年之间，约略相当于商代中期到春秋初期。目前学界将寺洼文化大致分为三期，大体对应殷商中晚期、西周早中期和两周之际。以上寺洼文化三大类型在第一期均有发现，其中寺洼山类型最早，随后出现了栏桥—徐家碾类型，九站类型最晚出现。栏桥—徐家碾类型和九站类型在第二期继续发展，而寺洼山类型则基本消失。到了第三期，则主要留存了九站类型，栏桥—徐家碾类型渐趋消失。
在长达700年左右的时期内，寺洼文化曾经与殷商文化、刘家文化、先周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周文化、秦文化等先后长期共存，彼此之间既有对抗冲突，又有互动交融，共同推进了先秦时期关陇区域古族古国“华夏化”和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进程。
特点与地域
寺洼文化在洮河、泾河、渭河、西汉水和白龙江流域前后存续700余年，虽然它也与关陇及周边区域其他文化有一定的交流互鉴，但依然形成并长期保持着自身的一些文化发展特色。根据寺洼文化各遗址所展示出的总体文化风格，结合学界既有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寺洼文化的主要特点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寺洼文化陶器的形态，以马鞍形口双耳罐为代表，并与腹耳平口罐、袋足鬲、单耳杯、鼎形三足器、长颈圆腹双耳壶等并存。寺洼文化陶器多为夹砂陶，泥质陶数量较少。陶胎以橙黄色和红褐色为主，少数为灰黑色。器表多素面，部分陶器表面有彩绘、附加堆纹、刻画纹和镂孔，有些陶器上出现了类似文字的刻画符号。典型陶器大体呈现出由矮胖向瘦高发展的演变规律，我们借此可以初步判断同类型陶器的演进顺序。寺洼文化陶器大多采用泥条盘筑法手工制成，器物类型比较简单，烧制炉温不高，比较容易破碎。
第二，寺洼文化生产工具有陶器、骨器、铜器和石器，包括斧、铲、刀、锥、针、纺轮、砺石、网坠、弹丸等。虽然从中原文化的视角来看，寺洼文化所处时代已明确属于青铜时代，但寺洼族群主导的生产工具依然是陶器、骨器、石器等，青铜工具的种类和数量都较为稀缺。所以，寺洼文化族群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处于铜石并用时期和相应生产生活状态之中。
第三，寺洼文化青铜器主要为武器和装饰品，武器种类多，装饰品数量多。武器有戣、刀、戈、镞、矛、剑等，装饰品有泡、铃、钏、环、管等。寺洼文化出土铜器数量较多，但多为小型器物，且制作工艺粗糙，大多数无纹饰，极少部分器身上带有简单的压印纹、乳钉纹、几何纹等，总体结构布局简单，技术含量比较低。
第四，寺洼文化墓葬形制流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也有少量洞室墓。葬式以直肢葬为主，屈肢葬次之，二次扰乱葬现象较为普遍，个别墓葬中可见土葬与火葬并存现象。墓向以西北向为大宗，少量为南北向、北向或者东向。有些区域葬俗中流行割除死者头部、手掌、手指、脚趾、脚掌、上下肢等躯体部位的割肢葬俗。许多寺洼文化墓葬中存在二层台和壁龛设施，它们的功能主要是放置随葬品和殉人，二层台应该还具有加固墓室的作用。
第五，墓葬中随葬铜器、骨器、玉石器等装饰品的现象比较普遍，而且种类丰富、造型多样，反映了寺洼文化族群较高的审美情趣和一定的厚葬观念。寺洼墓葬中盛行随葬羊、牛、猪、马等动物骨骼的习俗，前期墓葬中猪骨占一定比例，后期则更多随葬羊骨和牛骨，部分墓葬中还随葬马骨。这反映出寺洼族群农牧兼营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且前期农牧并重，后期则更偏重于牧业形态生业方式。
第六，寺洼文化与卡约文化、辛店文化一度共生共存，存续时间大体一致，甚至在空间分布上也偶有重合，它们与齐家文化很可能存在着极为密切的渊源联系。同时，寺洼文化与刘家文化、先周文化、周文化、秦文化也有一定程度的互动交融关系。从墓葬遗址所反映的文化交流信息看来，寺洼文化和其他文化虽然存在交流互鉴现象，但是寺洼族群有比较强烈的自我文化认同，寺洼族群即便与其他族群共处一地，他们也会在墓葬中展现出自身特色非常明显的丧葬习俗。这一方面促成了寺洼文化的长久独特性，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它对其他文化产生更深广层面的影响。
第七，寺洼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兵器种类和数量都比较多，这反映出寺洼文化所在族群具有较为明显的尚武风尚。从丧葬、居址、祭祀等情况看来，寺洼社群内部已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阶层和贫富分化，但总体还处于平稳过渡阶段，尚未出现社会剧烈动荡变迁的局面。
第八，寺洼文化族群曾经努力向关中和陇东南一带拓展势力范围，也曾经与陇东先周文化、陇东南早期秦文化有过一定程度的互动交融。但是，伴随着周、秦势力及其文化的强势崛起，寺洼文化主体最终止步于泾河、渭河上游地区。作为一种独立文化，寺洼文化至春秋初年则逐渐消失，寺洼族群主体融入华夏民族共同体之中，寺洼文化也逐渐交融成为华夏文化体系的一种元素。
以目前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看来，寺洼文化向东延伸至陕甘交界处的汧、渭交汇区域，向西南延伸至四川盆地西部的青藏高原东缘，甚至在云南省宁蒗县大兴镇一带也发现了寺洼文化的可能性踪迹。但是，以上这些区域的寺洼文化遗存毕竟属于零星个体，尚难构成独立发展的体系，有些仅可推测与寺洼文化间接相关。
总体看来，寺洼文化主体分布于今甘肃境内的洮河、泾河、渭河、西汉水和白龙江流域。寺洼文化所在族群在长期生产生活和发展变迁过程中，大体形成了如下分布格局：以陇中地区为中央核心区，以陇东、陇东南两大区域作为过渡外围区，以关中西部、川西北区域作为两大边缘拓展区。就此而论，我们基本可以将寺洼文化认定为青铜时代今甘肃境内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甚至可径称之为“甘肃寺洼文化”。
（本文系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与课程改革项目（2021KGLX01010）、西北师范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西师发﹝2021﹞135号）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河西走廊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