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整个国际语用学发展的历史源流，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经典语用学研究范式均源自欧美语言事实。因此，如何把基于非西方语言事实的语用研究从西方经典语用研究范式当中解放出来，成为21世纪国际语用学界倍加关注的前沿课题。
基本定位
(资料图)
“场”语用学是基于日语中的“场”的概念而提出来的全新语用学研究范式，其原型源自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Kitaro Nishida）以及其他东京学派哲学家的学术思想。所谓的“场”是指个人的意识或潜意识所创造的空间，能够不断产生和消失。说话者作为“场”中的一部分，可以从“场”的内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感受“场”的存在，并将其作为语言表达出来，该过程即为说话。经典语用学范式先将说话者的意思和意图变成话语表达出来，再根据说话时的语境进行理解。与此相反，“场”语用学认为，先有“场”的存在，然后再由说话者表达出“场”中的语言。“场”语用学刚开始关注“场”理论（Ba Theory），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对语境理解与处理方面具有创新性。与西方语用学界处理语境的方式不同，“场”语用学否定个体的单独存在，同时消弭个体自身与他者之间存在的明显的区分界限。
“场”语用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找到可以超越西方语用经典范式的普遍性语用原则，打破传统语用学理论建构当中西方语用思想向非西方语言文化描写与解释的单向流动。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场”语用学认为，语言具有历史嵌入性、认知丰富性、语法结构性、社会交往性以及行动情态性等特征，这与布拉格学派的“动态同步”相一致。并且，“场”语用学还认为，语言使用的上述方面作为一个整体，需要从不同学科的视角进行分析。同时，“场”语用学又具有超学科属性，不但从不同学科中借力，同时也有所质疑，目的就是实现自身学科升级以及跨越式发展。
实际上，“场”语用学对于自身面临的认识论困境十分警醒——用自己语言的术语概念描述一种语言和文化本身就容易导致循环描述与论证。如果描写所用的（元）语言同被描述的（对象）语言完全一样，就不可能通过反证法来质疑元语言描述。哲学家泰勒（C. Taylor）将其称为“无法矫正”。为此，“场”语用学认为，摆脱认识论维度的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基于抽象化和逻辑设计一个与目标语言相分离的技术性元语言。
可以说，“场”语用学把我们所关注的学术焦点以及知识共同体的承诺整合为一体，并推动语用研究更为深入地接触文化和历史差异。这一承诺不但构成了“场”语用学的核心精神，而且也是其基于不同语种而实现自身学科超越视角的重要指南。
研究范式
“场”语用学认为，经典语用理论其实也是一种区域化认知的结果，它只是一种带有特定语言文化投射色彩的世界观认识。为扭转基于西方思维的语用研究范式的单向流动，“场”语用学积极建构独具东方语用学特色的研究范式，具体表现为基于“场”理论的系列语用研究。
在“场”语用学和经典语用学之间，至少存在以下四点差异。第一，关于自我的定义、构造和理解方法不同。“场”语用学认为，“场”内的自我存在于部分自我周围的潜意识领域，该领域主要负责处理感性、感受和情绪等。第二，“场”语用学认为，说话者是“场”中包括听者在内的参与者以及“场”的状况等各种事物的组成部分，需要从“场”的内部视角表达事物。第三，现有的语用学范式以固定的视角静态捕捉事物，而“场”语用学则将事物视为时刻变化的动态对象。因此，当“场”内的说话者说话时，根据其说话内容的不同，“场”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参与者会处于和说话之前不同的“场”——“即兴表演模式”当中。第四，“场”语用学认为，会话不仅是说话者向听者传达自己意思和意图的单向模式，更应是会话参与者之间“相互引导匹配”的双向模式。
为更好解释“场”语用学，汉克斯（Patrick Hanks）等人区分了“初级场”和“次级场”。“初级场”是互相依靠、无所不在并且最终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本体。“初级场”就是西田几多郎所说的绝对“空”的境界或层面。但是，这里的“空”并不是普通日常意义上的“空”的概念，而是说因为事物之间不分彼此而消除了能指和所指关系的“空”的境界。同时，“初级场”又充满了意义或存在的本源。“次级场”是交际展开的空间所在，通过如言说与互动等活动，区分和范畴才开始出现。语言使用先要打破初级场的整体性，然后导致出现“彼此相互联系的区分世界”。如汉克斯等人所言，“初级场”是隐性的，“次级场”则是显性的言说、范畴和区分。换言之，“次级场”更类似于英语中的语境或情景，是一个过程得以展开的交互性空间。理解“场”理论创新性的关键在于把握“次级场”和“初级场”之间的联系——“次级场”层面的言说源自“初级场”，这就意味着互动，包括交际双方的身份和关系，都是涌现于整体性的空语境。
应用领域
依据“场”理论，日语中的自我概念常被看作具有关系性和偶然性也就不足为奇，具体语言维度上就表现为敬语以及句尾根据说话对象的敬畏程度所使用的话语标记。具体来说，日语中谦让语、尊敬语和郑重语（又称叮咛语）的区别更加多种多样。这三种敬语形式对应说话者的不同社会地位及其所处的场合，每种形式所使用的语言表达都有一定的社会规定。如果不能正确使用，则会被认为没有教养、不懂礼仪。西方国家将日语中的敬语表达称为“politeness”（礼貌），其使用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会话意图。相比之下，日语的敬语不是为了实现个人意图，而是由“场”的规则所决定的。
当然，“场”语用学的可应用外延绝不局限于日语之中。“场”语用学研究所涉及的语言种类还涵盖玛雅语、英语、泰语、韩语、汉语、老挝语以及波斯语等，其研究对象包括话轮转换、言语行为、话语重复、指示语、代词、礼貌等。正如井出祥子（Sachiko Ide）所言，“‘场’语用学不仅明确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还通过对深层意识中意象的界定，从而对俳句、和歌及其他文学作品的解释提供启示，并有可能为此前若即若离的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之间搭建桥梁”。从这个意义上讲，“场”语用学研究对于解决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之间的“两层皮”问题具有参考意义。
鉴于过往语用研究的“西方语言中心性”，当下语用学研究确实需要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东方视角”。作为东方语用学的典型代表，“场”语用学满足了应对上述视角缺失的需求，其具体应用表现出一定的发展潜力。基于东方语言本身的文化特殊性，特别是其能够透过“场”语用学凸显深层意识，使对于在语言普遍性标准框架之外的语言现象的研究具有了理论的可能性。如果“场”语用学等新兴语言学能够不断超越经典语用学研究范式，那么随着世界语言研究不再主要朝着西方确立的一般化、普遍化方向进行考察，实现国际化视野下语用研究的解放将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哈尔滨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