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儒学的发展体现出向心学的转变，成为儒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这一儒学史上的历史性转折，以明代中叶王阳明心学的成熟及传播为基本标志。阳明心学的迅速传播，直接改变了明代中叶之后思想界的总体格局，并为此后思想界的近代转向提供了必要条件。
心学理论是儒学的延续
先秦之后，儒学的发展有两个时期最富有意义。一是汉代，经过董仲舒等人的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儒学的文本研究则被确立为经学。二是宋代，经过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以及朱熹诸大儒的体系化发展，儒学研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拓展，其代表形态即是理学。与朱熹同时期的理学家中，有江西陆九渊一派，与朱熹观点不同，理论建构的立足点不同，理论方法也不同，强调圣人之学是“心学”。
在历史开端的叙述上，“心学”认为“禹廷十六字心传”是以“人心”续“道心”，孔子“允执其中”正是显化道心的根本方法。孟子接孔子之后，以“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为倡导，充分突出了以人心体现道心、以行为表达存在的传统。南宋陆九渊的“心学”是对孟子传统的继承，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语境之下为儒学的发展独辟新境地。
就“心学”而言，最重要的仍然是王阳明的观点。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董平表示，南宋之后，与王阳明有类似观点的人不少，其同时代的湛若水也主倡“心学”，但王阳明仍然是明代“心学”的典范，因为其理论基础牢固，思想体系完备，理论形态新颖，实际影响广大。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都成长于特定时代的儒学思想背景中，他们的观点固然不同，但都属于儒学的不同形态，或者说都是儒学。在此意义上，“理学”与“心学”都是儒学，只是它们各自的立足点不同，由此而衍生发展的理论环节、思想境界有别。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郝诗楠认为，宋明理学的产生源于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相比于此前儒学各流派，理学思想体系复杂且完备，更倾向于将儒学所强调的社会等级制严格化。元朝之后，朱熹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重要来源，影响广泛。因为这一缘故，理学的观念与现实生活相互脱节的情况，到明代时已相当严重。王阳明之所以对流行的朱熹理学提出批评，正因为在他看来，朱熹的理学已经脱离生活，更脱离了孔孟之学的本初目的。历史上，理学家和心学家进行过多次辩论，但始终无法说服对方，两个学派最终分道扬镳。
时至今日，阳明心学的实践性仍激励着人们的自我更新，在心性的自我修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生活实践中成就自我
“心学”源头为战国时期的孟子。孟子说，要“尽心、知性、知天”。后儒又吸收了佛家哲学的“佛性”说，创“心性之学”。唐代韩愈遥契孟子，开宋代儒家心性学之端倪。宋代朱熹、陆九渊都讲“理”“心”“性”，但陆九渊认为朱熹之说烦琐，他强调“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
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儒中，王阳明是“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立”的代表人物。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允熠提出，王阳明把心学讲到了极致，提出了“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的言论。王阳明提出了三个命题——“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即理”，分开来讲是三个，合起来说则是一个——心就是理：知行合一之“一”就是理，“致良知”之“致”就是“行”，良知就是“一”、就是“天理”。“理”是真理之“理”，也是理想之“理”。王阳明坚守本心不忘，终生致力于实践他的理想。
王阳明的心学主张圣人之学必须体现其实践品格，成为圣人不是理论的事，而是实践的事。董平表示，按照王阳明的观点，如果我们名义上是在学习“圣人之学”，实际上却全然忽视了日常生活行为中的“圣人之行”，那么显而易见，所谓“圣人之学”事实上就走向了其根本目的的背反。在“心—行—境”同一的意义上，一个人的心灵状态决定了他的行为状态及其可能达到的境界。王阳明要求对圣人之学的倡导应重新回归到现实生活，人们既需要在生活实践中成就自己，也需要在现实生活中证成自己的人格。他的“知行合一”思想之所以能够迅速“走红”，正说明他的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普遍学术追求。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宋道雷表示，时至今日，人们依旧受到王阳明心学等思想的影响。从政治学角度看，人们可以从思想史研究中搭建一个通过思想理解制度的桥梁。在当前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人们需要打破陈规，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实现突破与创新。
王阳明心学不是明代心学思想的全部，但王阳明的心学仍是明代甚至整部中国思想史上最富华彩的篇章之一。阳明心学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思想与行为的统一、当下与未来境界的统一，而体现于这些“统一”之中的，就是人本身存在的同一性。心学思想不只在当时富有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兴国学、增强文化自信的今天，仍具有焕发光彩的时代魅力。
◇记者 查建国 陈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