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慈善组织起源较早，经过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的发展，明清尤其是晚清时期，慈善组织发展较快。晚清时期，当疫灾发生时，这些慈善组织常常会积极行动起来，为抗击疫灾、保障百姓生命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积极开展疫情防治
晚清时期，疫灾发生后，慈善组织从多方面为疫情防治作出了贡献。
首先，施医送药。瘟疫的发生往往都是突然而猛烈的，这时地方上的医疗资源常常会供不应求，难以满足医疗救治的需要，慈善组织便开展施医送药的善举，为百姓提供医疗救助。如《申报》报道，光绪十一年（1885），芜湖发生疫灾，“积善堂修合时疫末药，散给各处”，给染疫百姓提供药品。有的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组织一些临时性的慈善组织，为当地人民开展医疗救助。光绪五年，天津“马松圃太守现特禀奉李爵相，在府衙之西设立施医局一所，六月初一日开诊，九月初十日停止，每日巳初到局，未正散局，无论远近，男女老幼，均准就诊”。除了许多施医送药的综合性慈善组织积极开展疫病救疗外，同治以后，还出现了许多专门救疗疾疫的医药局，如民国《真如志》记载，成立于宣统三年（1911）的宝山真如施医局，每逢疫灾多发的夏季，“延请内外科医生于一四七期施诊两月”。
其次，施棺助葬。助葬是慈善组织重要的职能之一。据梁其姿统计，清代专门的施棺类慈善组织多达587个。在疫灾发生时，大量人口死亡让慈善组织的这一职能进一步放大，各地都有慈善组织施送棺木、协助收殓的记载。有些慈善组织把棺材送给无力掩埋亲属的贫苦民众，据《丹徒县卫生志》记载，光绪三十二年，当地“瘟疫流行，死亡甚众，王仰贤、王树勋遂创施材局以施予之”。有的是深入到疫区协助掩埋暴露在荒野之中的遗骸。同治二年（1863），徽州被官军收复，歙县富川思源堂“施药疫区，掩埋各属难骸”。也有的慈善组织是把施棺和助葬结合起来应对，如《申报》光绪十五年报道，当年三月，芜湖“喉症为盛……死者亦比户有之，而贫苦及道路倒毙乞丐之流，积善堂施棺收殓，日不暇给”。一些较有实力的慈善组织还把施棺活动扩大到周边地区，如光绪十五年，辽东发生瘟疫，营口“协赈局诸善士于施药施医而外，另备栝棺三百具，以一百具发往盖州，二百具留存营口”。上述这些措施一方面避免了疫情进一步扩散，另一方面也彰显出传统文化中尊重逝者的人文关怀。
最后，卫生防疫。晚清慈善组织在做好疫灾救治的同时，对瘟疫预防也作出了较大贡献。当时较为重要的预防措施是种痘，这是一种预防天花颇有成效的医学手段。据《洪江市志》记载，光绪十二年，当地瘟疫流行，死者有三千多人，“育婴堂从常德聘请医生刘世权携带痘苗往育婴堂，为城乡儿童施种牛痘”，帮助这些被遗弃的孩子形成抵抗天花的免疫力。卫生防疫方面普遍的做法是灭鼠，鼠类是传播各种瘟疫尤其是鼠疫的重要媒介，大规模灭鼠可以有效预防疫情的发生。据记载，光绪二十年，广东大旱，为防止鼠疫发生，当地官绅积极行动，地方守戎、香山县观察、南海县令等人积极筹款成立临时慈善组织，“设局，在多宝坊收买死鼠，每只钱七文……陆续买腐鼠埋之”。大量染疫死亡的鼠类被掩埋，很大程度上防止了鼠疫的发生。也有一些慈善机构预见到可能发生的疫灾，提前施送药材，以备不虞。如《申报》1911年6月16日，刊出一则题为《华洋义振会特别志谢》的告示，其内容是该组织对苏州慈善人士寄来的药材表示感谢，并特别强调：“即迅解灾区施放，时届夏令，灾黎饥寒之后，继以熏蒸，疾疫堪虞，施药诚为当务之急。”
疫情防治的特点
晚清慈善组织积极开展疫灾防治，其防治工作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地方官员积极作为。清政府应对疫灾往往缺位，但地方官员在应对瘟疫方面却表现出了应有的担当。有的慈善组织是由地方官员个人出资创办，如光绪二十八年，临清地区“大疫、大饥，每日死者达数百人，知州庄洪烈捐资设药局施舍药品”。有的官员则在慈善组织应对疫灾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据《长治市志》记载，光绪四年，当地大旱大疫，“地方士商合捐银1万3千两，给事中郭从矩在都筹捐银1千两”，结成临时的慈善机构。
第二，专业化程度较高。瘟疫防治需要专业的医疗技术，所以在应对疫灾的过程中，很多慈善组织注重提升疫情防治的医疗专业化水平。在晚清，设立了相当数量的专门救疗疾疫的医药局，如《申报》光绪十四年记载，宁波霍乱流行，“各善士出资遍设医局，贫病交并者得以就医疗病”。同年，因霍乱流行，扬州也设立了专业的 “实济局”，该局由28个士绅倡议，县令刘德澎出资，赵海仙、魏筱泉、魏荫塘等名医坐诊，制定了严格的值班制度，“名医分班轮值，黎明赴局，日落方息”。疫情结束后，“依实济局治疗经验，赵海仙、江曲春合著《霍乱新书》传于世”。这些慈善组织的医疗专业化水平较高，对提高疫灾防治成效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注重中西医结合。西医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在明末清初传入中国，并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戊戌变法时，京师大学堂监督孙家鼐奏请“亟应另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可见中西医联手抗疫的理念已为时人所接受。慈善组织在抗击疫灾中也注重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救治，据载，光绪三十二年，“汉口近因湘水顺流而下，疫疠丛生，江汉关道陈少石观察，特筹巨资聘请中西医士，设治疫所五处，以养贫民”。又如，光绪三十四年，上海瘟疫暴发，在其他医生继续用传统中医治疗时，绅商沈敦和、朱葆三等慈善人士筹建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聘请英国医生柯师太福开展医疗救治。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救疗方法，提高了疫病防治的疗效。
成效和不足
晚清慈善组织积极开展疫情防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首先，拯救患者生命。晚清的慈善组织对染疫百姓进行了有效治疗，拯救了众多患者的生命。如前文提及光绪十一年芜湖疫灾中，积善堂自制药物四处施送，取得了良好的救疗效果，“服者应手见效，全活甚众”。同年，上海川沙地区“疫气尤甚……黄芝生太守下车伊始，恻然悯焉，立即捐廉……从上海聘请一湖州儒医吴君箫士到沙，设局施诊，赴局求医者，日以百计，吴君精于医理，着手成春，活人甚众”。
其次，控制疫情发展。慈善组织通过对患者的及时救治，阻止或减少了瘟疫大规模扩散的可能性，同时协助掩埋大量被弃于野的尸体，也有效遏制了病菌的进一步扩散。如《申报》记载，光绪四年，山西阳曲县暴发瘟疫，死者无数，“无主并无力殡葬者，经局收埋一万二千有奇”。在同年发生的东台瘟疫中，“除有主之家死者不计外，余由善堂代为掩埋，每日近千人，城外义冢空地，新葬者累累，几无隙地云”。
最后，稳定地方秩序。大规模的疫灾突然发生后，社会上的食物、医疗等资源往往出现较大缺口，如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就会滋生不稳定的因素，影响社会稳定。慈善组织及时施医送药，提供食物，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源短缺，对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同治三年六月，湖州“天炎疫作，每日死者动以百计”，面对因食物短缺等因素可能引发的社会动乱，“经理善后者设施粥局于南栅，食粥者以千计”，及时化解了危机。又如光绪十四年，宁波“近日天气忽又炎热，霍乱吐泻之症日有所闻，城厢内外贫民无力延医者实繁有徒，幸各处善堂林立，制备丸散痧药施送，又有各善士出资遍设医局，贫病交并者得以就医疗病”。善堂、医局等慈善组织提供的医疗救助，使贫苦百姓避免了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产生的心理恐慌，故而“弱民无不欢声载道也”，从而有效稳定了社会秩序。
晚清时期，在政府应对疫灾常常缺位的情况下，慈善组织承担起抗疫重任，并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些慈善组织大多是由民间力量兴办的，其经费与物资多由一些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绅商出面筹措，没有调配社会资源的权力。所以，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这些慈善组织会出现捉襟见肘的窘状。《申报》中有大量类似记载，如光绪二十年广州暴发疫情，“城厢内外，施医局因求治者纷至沓来，有应接不暇之势”。又如光绪二十六年，海口出现疫情，“各善堂施出之棺多至五千数百具，其赤贫无告，向善堂求施不得，蒿葬荒阡者，亦不可胜数，灾象之惨，真令人不忍见闻也”。另外，大多数慈善机构设立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大城市，而中小城市和乡村则鲜有其活动足迹。因此，对慈善组织防治疫情的成效不宜做过高估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疫灾防治及其当代启示”（20VYJ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