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文字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先生发表了《了不起的汉字，迎来“最好的时代”》一文。他就“其他古老的文字在历史长河中相继消亡，而汉字凭借其顽强的生命力和文化活力跨越了数千年。汉字缘何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的背后蕴藏着哪些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的人们应该如何走近汉字？古文字学者应该如何把握时代机遇，展现汉字文化的蓬勃生机”这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精辟见解，读后深受鼓舞和启发。
但 “记录汉语的文字”义的“汉字”这一名称始见于何时，何时才流行开来？对于这一问题，学界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许多大型词典、辞书，如《汉语大词典》《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都收录“汉字”这一词语，但均未提供其表示“记录汉语的文字”义的始见书证，因此迄今不明该词的始见年代及流行年代。
“汉字”名称始见于唐代汉文佛典
关于“汉字”名称及其流行年代，黄德宽则首次作了明确判定：“中国古代并没有‘汉字’这个名称。先秦时代称作‘文’‘字’‘书’‘名’‘书契’等，秦代才将‘文字’连称，近代称为‘中国文字’。到了现代，‘汉字’这个名称才流行开来。”
诚如黄德宽所云，汉字在先秦时代称作“文”“字”“书”“名”“书契”等，秦代才将“文字”连称。但作为与外国、外族文字相对的“汉字”这个名称却并非迟至现代才流行开来。事实上“汉字”名称早在唐代的佛教文献中就已出现，并首先在佛教界流行开来。
有比较才有鉴别。“言”“语”“文”“字”等都是共名，而“汉语”“汉言”“华语”“华言”“汉文”“华文”“汉字”等是别名，如果在“语”“言”“文”“字”前加上“汉”“华”这一类代表民族名的定语，成为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这类名词必然是产生在与他民族语言区别、比较、传译的语境中。而此类语境也只有在不同民族语言大面积接触、高频率比较、持续性传译的基础上才能形成。那么，历史上华夏族、汉族的语言文字最早与他民族语言文字的大面积接触、高频率比较、持续性传译，则非东汉末年佛教由印度、西域传入所促成的大规模的佛经翻译莫属。“汉语”“汉言”“华语”“华言”“华文”“汉字”的产生最早是与“梵语”“梵音”“梵字”“胡语”“胡音”“胡字”等相对的。
目前看到的最早用例都出现在汉文佛典（或与佛教内容关系密切的中土文献）中。如唐义净译《梵语千字文》卷1：“为欲向西国人，作学语样，仍各注中，梵音下题汉字。”唐定宾作《四分律疏饰宗义记》卷6：“然此等字，且以汉字替之，实亦难同也。”唐全真集《唐梵文字》卷1：“梵汉两本同学习者，细用其心，一二年间即堪翻译，两国言音字义同美。夫欲翻译持念习瑜伽行者，先令精冻此文，梵汉双译，梵字汉字，汉识梵言，梵呼汉字者或多或并，有二合三合，或单或覆，但看字母音韵具在别卷声韵两段。”日本最澄撰《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卷1：“般若心经梵本汉字一卷，梵、汉字金刚轮真言一卷。”新罗崔致远撰《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卷1：“复至神龙年中，与喜学奉诏于林光殿译大宝积经。文殊师利授记会三卷。藏本资西胤雅善梵言，生寓东华，精详汉字。”
由此可知，自初唐开始，“汉字”一词在佛教典籍中已经常见，不仅流行于中土僧人笔下，而且也经常出现在使用汉文书写的日本、朝鲜僧人笔下。究其原因，“汉字”一词开始也是出现在佛经传译的过程中与“梵字”“胡书”相对应的语境中。
嗣后，“汉字”一词不仅在汉文佛典中，也在中土文献中迅速流传开来。宋沈括《梦溪笔谈·杂志一》：“又有一书，乃是上高丽表，亦称屯罗岛，皆用汉字。盖东夷之臣属高丽者。”《辽史·太祖本纪》：“甲子，诏礲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金史·撒改传》：“（子）宗宪本名阿懒，兼通契丹、汉字。”元刘祁《归潜志》卷13：“其僧皆发，寺无绘塑。经语亦不通，惟和沙洲寺像如中国，诵汉字佛书。”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5：“又立放油纸法，以油纸书汉字。”清赵翼《陔余丛考》卷14：“诏令有用蒙古字者，当时译以汉字，固不免近俗。”
不过，从上引各例可知，“汉字”也都是出现在与“胡”“高丽”“辽”“契丹”“突厥”“女直”“蒙古”等他国、他族相对的语境中。
“汉字”取代“汉文”成为通用称谓
据笔者调查，“汉语”“汉言”“华语”“华言”这些词语始见于后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文佛典中，但为什么类似的“汉字”却要晚至唐代才始见于汉文佛典呢？以笔者浅见，恐怕与“汉语”“汉言”“华语”“华言”同时出现的还有“汉文”一词有关。
“汉文”本来是指“汉朝的语言文字”。后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卷1：“佛泥曰后，外国高士，抄九十章，为道行品。桓灵之世，朔佛赍诣京师，译为汉文，因本顺旨，转音如已，敬顺圣言，了不加饰也。”支娄迦谶是后汉桓帝末年（167年前后）从月氏来到洛阳的译师。所以此中的“汉文”可以理解为“汉朝的语言文字”。正如郑奠先生所言：“‘汉语’这个词的意义，最初指的是汉朝人的语言，后来发展成为汉民族语言的名称。”“汉文”这个词也从最初指汉朝人的语言文字，后来发展成为既可兼指“汉民族的语言文字”，亦可专指“汉民族的语言”或“记录汉民族语言的文字”（有时甚至指汉语言文学）了。
苻秦昙摩难提译《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卷1：“于安定城，二月十八日出，至二十五日乃讫。梵本三百四十三首卢冶传为汉文，一万八百八十言。”这里的“汉文”已相当于“汉族的语言文字”。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卷1：“又梵书制文有半字、满字。所以名半字者，义未具足，故字体半偏，犹汉文‘月’字亏其傍也。所以名满字者，理既究竟，故字体圆满，犹汉文‘日’字盈其形也。故半字恶义以譬烦恼，满字善义以譬常住。又半字为体，如汉文‘言’字。满字为体，如汉文‘诸’字，以‘者’配‘言’方成‘诸’字。‘诸’字两合，即满之例也。”其中之“汉文”似又专指“汉字”。
正因为“汉文”已兼有表示“记录汉语的文字”的“汉字”功能，所以“汉字”这一名称迟至唐代才出现。
当然，其间还称为“唐字”“华字”“华文”“中华文字”“中国文字”等。如唐道宣撰《集古今佛道论衡》卷4：“道士张惠元问曰：‘音是胡音，字是唐字。翻胡为唐，此有何益？’答曰：‘字是唐字，音是梵音。译梵为唐，彼此俱益。 ’”《旧五代史·契丹传》：“德光本名耀衢芝，后慕中华文字，遂改焉。”宋志磐《佛祖统纪》卷43：“第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犹是梵音。”宋吕夷简等编修《景祐新修法宝录》卷2：“上一部本西天竺书，今先翻为中天竺字，然后译从华文。”《宋史·外国传》：“三佛齐国，盖南蛮之别种……国中文字用梵书，以其王指环为印，亦有中国文字，上章表即用焉。”清梁章钜《浪迹丛谈·日本》：“日本，古倭奴国，唐咸亨初更号日本，以近日出而名也。其国有官名关白者，犹云宰辅之职，代相更替，专国政。国习中华文字而读以倭音，俗尊佛，尚中国僧，敬祖先。”
那么，在众多的表示“记录汉语的文字”的词语中，何以“汉字”最终胜出？
首先，笔者认为，“汉文”一词最早也是因朝代、地域而命名（汉朝的语言文字），后来因“汉”泛指“汉民族”，故“汉文”遂不限于汉代，从南北朝开始为历代通用泛指“汉族的语言文字”。而同以朝代、地域命名的“晋文”“秦文”“齐文”“隋文”中之“晋”“秦”“齐”“隋”等朝代称最终未能成为民族称，与梵、胡等民族名不匹配，覆盖的范围小、时间短（当时都是某朝代的译者在所属朝代的小范围、短时间中所用），不足以与梵、胡、夷等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字对称，故昙花一现，迅即被淘汰。
其次，“汉文”最终被“汉字”替代，则是因为“汉文”之“文”，一般认为是“语文”（“语言文字”，甚至是“语言文学”）的意思，习惯上又分别指口头语和书面语（所谓“言文一致”即表达了这一意思）。既然“汉语”已从“汉文”中析出，专指“汉民族的语言”，那么“汉字”也应从“汉文”中析出，用以专指“记录汉语的文字”。另外用“中国文字”等也不够准确，传统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包括汉民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有不少民族也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故而严格地讲，“中国文字”的内涵与“汉字”也并非完全等同。这大概就是“汉字”这一名称最终胜出的原因。
（作者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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