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言学自产生以来，对世界语言学研究格局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被称为认知语言学的革命，是继结构语言学、生成语言学之后的又一次革命，也对中国语言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认知语言学已经成为国际国内语言学研究公认的主流范式，为中国语言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大门，提供了新的视野和理论参照。不过，依然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如何进一步推动认知语言学理论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认知语言学理论与汉语研究的契合点在哪里？如何构建汉语自己的认知研究体系？本文循本探源，总结并反思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经验，为认知语言学研究提供新的参考。
认知语言学的域外发展
认知语言学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孕育，正式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主要代表人物有兰盖克（Langacker）、 莱考夫（Lakoff）、约翰逊（Johnson）、塔尔米（Talmy）、福克尼尔（Faucconier）、戈德伯格（Goldberg）等。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不仅包含不同国家的众多研究群体，也包含一批与之相关的如脑科学、神经科学、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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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主张主要包括认知语法、心理空间及概念整合理论、隐喻理论或认知语义学、框架语义学以及构式语法等，其中构式语法又有激进构式语法、认知构式语法、体验构式语法、流变构式语法、符号构式语法等众多分支。其基本观点认为：第一，认知语言学是在新的哲学观和认知观基础上，以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和对世界进行感知和概念化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新兴语言学学科。第二，语言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和工具，因此其结构和功能也应被看成是人类一般认知活动的结果和反映。语言能力不应被当作是人脑里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和知识的完全自主自足的天赋部分，而应与一般认知能力密切相关。第三，语义不是基于客观的真值条件，而是对应于认知结构。语言的意义不限于语言内部，而是植根于人与客观世界互动的认知。语言知识来源于语言使用，句法不是独立的模块，语言的形式是认知、语义、语用等形式之外的因素与语言内部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认知语言学的域外发展阶段大致如下：
第一，认知语言学的萌芽期。在这一时期，生成语义学兴起，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于1980年出版，对推动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第二，认知语言学的确立期。多本认知语言学领域奠基性著作出版，1989年在德国杜伊斯堡召开首届国际认知语言学研讨会，1990年国际认知语言学协会成立以及《认知语言学》杂志正式创刊，标志着认知语言学独立学派的国际地位的正式确立。
第三，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期。在这一时期，塔尔米的《认知语义学》（上下卷）的出版，使认知语义学得以系统化。认知语言学在世界各地迅速扩展，多种认知语言学教科书问世。同时，认知语言学迅速向相邻学科扩展，形成了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音系学、认知诗学、认知语用学、认知语篇学、认知修辞学、认知文体学、认知翻译学、认知文化学、历时认知语言学、认知词典学、多模态认知研究、批评认知研究等许多交叉学科。
第四，认知语言学的繁荣期。认知语言学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出现了内省法与实证法、神经验证法、语料库方法等多种研究方法。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也开展起来，与语言教学、语言研究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认知语言学的一些重要理论主张、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逐渐引起了相关学科学者的兴趣，认知语言学的跨学科应用交叉研究也日益活跃起来，跨学科交流和合作不断增多，形成了诸如应用认知语言学、认知二语习得研究、应用构式语法等具有跨学科和多学科性质的新兴研究领域。
语言学理论背后必有哲学的支撑。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二人所提出的哲学观点，又叫“涉身哲学”“具身认知”。 体验哲学有三条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体验哲学最根本的观点是，认知是身体的认知，心智是身体的心智，离开了身体，认知和心智根本就不存在。概念和意义是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特别是通过感知和肌肉运动能力而获得的，是主客体之间互动的结果，“主体 — 客体”二分法不能成立。隐喻的作用不言而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思维以及哲学中无处不在。认知的无意识性，指我们即使理解一个简单的话语也需要涉及许多认知运作程序、神经加工过程。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观与中国先哲的身体哲学观高度契合。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认知语言学学科理论、研究体系和学科建设不断成熟、完善，研究内容广泛，覆盖面大，呈现出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和蓬勃发展的繁荣局面，认知语言学在全世界已经形成了非常大的规模。统计发现，在世界范围内，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者人数已经超过了其他语言学学派。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认知语言学研究呈现出几个明显的发展趋势：第一，原有研究领域和课题得到拓展与深化，出现社会转向；第二，跨学科和应用研究得到拓展，出现众多交叉学科；第三，研究方法逐渐向实证方向发展，向语料库和对比研究、实验实证法发展，出现量化转向。
认知语言学在中国
20世纪80年代末，认知语言学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在中国，认知语言学学科理论建设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该领域的研究。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阶段大致如下：
第一，认知语言学的引入期。从20世纪90年代起，海内外一些学者逐渐关注国外语言学，介绍国外认知语言学学者的理论和研究成果，让国内学者了解语言研究的发展动态，并运用认知语言学的一些理论对汉语现象进行解释。国外理论的介绍与评论，成为语言学家了解认知语言学理论与思想的重要窗口，为中国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期。进入21世纪以来，认知语言学在中国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热点。学者们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汉语的语言现象，分析汉语的句法、语义问题，尤其是先前不太容易解释的汉语语言现象。
第三，认知语言学的繁荣期。认知语言学发展向纵深推进，既有引进，更有反思与创新，外语界许多学者形成了从认知角度研究汉语的共识，对国外理论进行深刻反思，外语界与汉语界学者交流增多，注重汉语个性化的研究。同时，与国际认知语言学界的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一部分中国学者开始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一些学术专著由国际知名出版社出版，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开始走向世界。
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取得的成绩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研究队伍大，人数多，形成了认知研究的热潮。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经历了最初引进、介绍到迅速发展、多方位应用以及理论反思几个发展阶段，目前已成为国内语言学界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并成为国际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汉语言学界还是在外语界，认知语言学理论被广泛应用于语言的各个层面的研究，理论引进与介绍、综述与评价、隐喻转喻研究、构式语法研究以及认知翻译研究、认知与语言教学应用研究等如火如荼全方位地开展起来。第二，汉语的认知研究全面展开，成绩斐然。认知语言学在中国迅速兴盛起来，占据了汉语研究的主流地位。中国学者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之上，对这门新兴学科进行独立的诠释与思考。很多语言学家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与汉语研究结合起来，推动了汉语认知的发展，就汉语中的许多问题如汉语词类问题、词法与句法建构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一批外语学者也日益关注汉语问题，加入汉语研究的行列。第三，注重国际交流与对话。中国认知语言学界注重同国外同行的交流，举办各种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国外一些著名语言学家来华讲学，及时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和研究动态。世界许多著名认知语言学家如前面提到的莱考夫、兰盖克、塔尔米、戈德伯格等来华进行学术交流，举办学术讲座，参加学术会议。第四，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开始走向世界。2011年7月，“第11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国际学者多达180余名。2015年7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认知语言学专业委员会会长束定芳当选为国际认知语言学研究会执行委员。中国学者在批判吸收西方认知语言学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一部分学者近年来活跃在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上，发出了中国声音，引起了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国际认知语言学界把中国看成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大本营。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沈家煊身体力行，非常有效地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考察汉语语言的词类、句法语义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又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对汉语的个性化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陆俭明批判地借鉴构式语法，提出了“构式——语块”假设，并就构式语法的价值与局限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在外语界，学者们结合认知语言学理论对比研究外语尤其是英语与汉语的语言现象，并对认知语言学理论进行借鉴与反思。国内各语言类学术期刊大力推动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发表了大量的认知语言学研究论文，多家出版社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等引进了大量国外认知语言学原版著作，也出版了中国学者的认知研究著作；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认知语言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中国认知语言学论坛”、各种认知语言学学术会议等，众多因素汇集在一起，极大地推动了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繁荣发展，展现出繁花似锦、欣欣向荣的局面。
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独特贡献
认知语言学是近几十年来兴起的一个学派，没有整齐划一的理论模式，也没有一个乔姆斯基式的领袖人物，因此其理论体系具有很大的开放性。认知语言学是在对以往语言学理论深刻反思乃至挑战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其理论在很多方面相对于其他学派而言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其本身也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们不能期望认知语言学能解决语言研究中的所有问题，正确的做法是吸收认知语言学中的合理部分，更正其不足之处，并为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作出我们中国人独有的贡献。
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低层次的重复介绍多，理论创新不够。我们经常看到，在各类期刊发表的论文中，很多文章只是在理论问题上打转，局限于对基本概念的阐述，理论概述、介绍与书评占的比例较大。很多研究仍处于理论引进与论证尝试阶段，甚至有些食而不化，似有削足适履之嫌；邀请来讲座的多，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少，大多数学者不敢提出新理论，提出来似乎也很难达成共识。第二，言必称认知，凡事必提认知，有的研究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目前很多学者已经自觉地将认知语言学理论与汉语研究结合起来，但是总的来看研究不成体系、零散琐碎，很多研究不敢直面汉语研究的难点，汉语认知研究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学术研究应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才有利于学术发展。第三，应用研究还处于初创、试验阶段。多数研究着眼于将国际认知语言学的最新成果应用于汉语研究、外语教学和翻译理论研究，真正的对比研究、交叉研究、应用研究还显得不够系统，多数是个案研究等。
因此，首先，认真反思认知语言学理论，对其作出修正、完善。王宗炎曾经说过，对待西方语言学理论，我们必须拿起显微镜来好好照照，看看有没有价值。认知语言学自产生以来蓬勃发展，但也受到了一些批评。我们需要对认知语言学学术思想史进行梳理，对其理论进行反思批判，做到不盲从、不迷信。其次，总结“中国经验”，摆事实，讲道理，努力寻找汉语自身的个性化特点。认知语言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只有和中国语言学研究现状与传统、外语与汉语研究结合起来，才能体现出价值和意义。我们需要在吸收新理论的同时，致力于对比研究，努力发现汉语个性化特点，构建汉语认知研究的体系，促进汉语认知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为世界语言多样性研究作出贡献。最后，努力促进外语界和汉语界语言学研究的结合，消除“两张皮”现象。吕叔湘生前对外语界和汉语界不相来往的“两张皮”现象深为忧虑。许国璋屡次表示，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要打通，中文系不要只讲训诂、音韵、汉语语法、汉语方言；外文系不要只介绍、解释外国语言学派的论点，把自己局限于小天地之内。学者们曾呼吁建立统一的“语言学”一级学科，努力消除吕叔湘所说的“两张皮”现象，促进外语研究与汉语研究的结合，发现新的语言事实和现象，用好中国资源、讲好中国故事，以进一步推动中国语言学走向世界。
综上所述，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应该在国际语言学研究中占有更加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地位。我们一方面要努力促进汉语研究的国际化，破除陈旧的观念和方法，不故步自封，不抱残守缺；另一方面要努力促进认知语言学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采他山之石，攻我之玉，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走出创新的路子。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国语言学研究如何借鉴西方的理论、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如何寻求自己的突破。吸收外来，不忘本来，面向未来，我们的任务是，努力促进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弥补目前认知对比研究不足的现状、构建汉语语言学的认知模式、积极开展国际对话，为中国语言学研究走向世界作出贡献。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理论勇气，努力构建汉语自身的认知研究体系，努力构建汉语语言学的话语体系，助推汉语认知研究走向世界。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百年来欧美外来词语的全息语料库建设与汉语化机制研究”（21JDA05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
关键词： 语言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