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学是历史科学百花园中绚烂绽放的花朵，中国口述历史资源极为丰富，一系列重要口述史实践项目在各地区不断展开和推进。与此同时，在实践研究和理论构建中，口述史学还面临若干理论与方法问题，有待学界进一步探讨，切实推进口述史学科体系构建与创新发展。
口述史研究方兴未艾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口述史已在诸多领域被广泛应用。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整理的中国现当代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专题文献，主要通过采集口述史料、影像史料等新类型文献，搜集手稿、信件、照片和实物等信息承载物，形成多载体多种类的专题文献资源集合。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全根先在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工作，主要致力于口述史学、影像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工作。全根先认为，口述史文稿是整个口述史采访的最后环节和成果体现，而注释与考订则直接影响文稿的学术质量与文献价值。在口述史文稿整理中，注释与考订的重要性经常被忽略。文稿整理不仅要主题鲜明、结构合理、文字通畅，更需要内容正确；只有经过恰当的注释和缜密的考证，口述史才能成为可信的历史，具备学术与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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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众史学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并引发学术讨论，进而推动了口述史学的发展。“口述史的最大优势，是让当事人有机会表达自我的认知。”宁波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主任钱茂伟如是说。目前，钱茂伟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公众历史记录理论与实践研究”。在他看来，口述史本质上是对当代人历史的研究，在其之上，更大的建构对象应是“当代公众史”。历史记忆的生产，要经历一个由生活世界到文本世界的转型过程，是一个不断筛选、不断缩放的过程。当事人的记录与学者的学术研究不同。前者是历史文本的初生产，后者是历史文本的再生产，对二者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在对众多的一家之言进行综合考察后，才可能形成客观的历史研究。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川等地是口述史实践较为活跃的地区，逐渐形成了各自特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口述史团队在研究中提倡，不仅要眼光向上，更要聚焦乡土，真正把话筒交给人民大众，书写有温度、有温情的历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张彦告诉记者，在关注大事要事和烟火气息浓郁的大众口述史的同时，他们还在《当代史资料》刊物上长期开设“巴蜀学人”专栏，刊载了徐中舒、吴天墀、冯汉骥、任乃强、袁珂等数十位专家学者的口述文稿或回忆文章，为当代学术史保存了一批重要史料。在江苏省口述历史研究会会长李继锋看来，文献和记忆是史学的两翼，口述历史可以助推史学发展，使历史学走向本土化、公众化、时代化、厚重化，让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更为明智、更有温情。
在实践中推进理论探索
“口述的东西可靠吗？”“如何才能避免口述史的主观性？”这是口述史理论界应当直面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熊卫民认为，口述史除事实陈述外，必然还带有价值判断上的个人评价、个人情绪等主观因素。若想了解一个人或者研究一个人，我们不但要了解其经历、思想，还应了解其性格、特质。从研究人的角度看，感情、感受等主观性因素不但不能忽视，还需要努力去捕捉和挖掘。至于受访人尤其是当事人，对历史上的人和事的分析、评论，具有独到价值。他表示，“没有前人对他们那个时代所留下的口述史记录，后世的历史学家也很难为那个时代写出力透纸背、洞若观火的作品来。能从当事人口中挖掘到影响人生、构成时代精神、影响历史的个人情绪以及对历史事件、历史形势等内容的分析，这正是口述史的独有价值和独特魅力”。
谈到口述的真实性和使用问题，全根先认为，为此应重点分析造成不真实叙述的原因，以及如何减少或抵消其对历史真相探究的干扰，不断提升真实性。他建议，一是采访人应事先充分掌握相关资料，以便在采访中及时纠正和加以引导，避免口述者可能出现的记忆偏差。二是采访完成后，应对口述史文稿进行认真整理，纠正其中可能存在的记忆偏差。三是在可能的情况下，采访同一事件、同一主题的其他相关亲历者或见证人，相互参证，提高研究成效。
谈及口述史的学科定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口述史研究》学术集刊主编杨祥银认为，人们应该秉持更为开放与包容的态度，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定位口述史学。在口述史领域，我们既要注意理论转向带来的方法论意义，同时也要警惕口述史学研究中的“理论过度”问题。
随着现代社会不断进步，录音录像以及新兴数字技术不断发展，在口述史实践的记录、保存和传播中大显身手。熊卫民表示，表情、语气、身体动作都能传达微妙的情绪，其中一些是很难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在征得受访人同意的情况下，口述史访谈时要进行录音、录像、拍照，把受访人讲话时的神态、语气、动作等记录下来。有时候，一张图片就能凸显出一个人的精神与气质。对此，钱茂伟也认为，发展口述史学、影像史学，可使历史学成为全新的融媒体学科，更加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要求。
本报记者 曾江 实习记者 朱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