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先秦时期是否存在谏议制度，目前尚存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谏议制度不是先秦曾经实行的制度，而是春秋士大夫和战国诸子的一种理论虚构。（刘泽华、王连升：《先秦时期的谏议理论与君主专制主义》，《南开学报》1982年第1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从西周开始，在政治文化中出现了一种制度化的“规谏”传统，既使得“规谏”成为统治者正己、防民的重要理念，也构成士大夫规谏君主、疏导民情的正当途径。（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97页）对谏议制度而言，谏官无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发展过程应是大体同步的。以谏官为切入点，可为认识先秦谏议制度的生成、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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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以前谏官史影
关于谏议，先秦两汉文献多上溯到黄帝、尧舜时代。例如，《管子·桓公问》提到黄帝立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建鼓于朝，汤有总街之庭，武王有灵台之复。类似记载还见于上博简《容成氏》《大戴礼记·保傅》《吕氏春秋·自知》《史记·孝文本纪》《淮南子·主术训》等文献。这些材料反映了上古时代（主要指西周以前），圣王通过各种方式为民众表达意见提供渠道，以知晓施政过程中的过失，从而引为鉴戒。这类文字早在战国迟则汉代，反映了彼时学者对上古谏议情况的认知，据此可隐约勾勒出上古时代谏议制度的史影。
其中的可靠成分究竟几何，信史无征。然而，上述材料的共同点较为明显，都表明了上古时代君王注意听取民众意见，这与原始社会的军事民主作风颇为契合，当属可信。有的学者根据《尚书·尧典》记载，以为舜帝之时的“纳言”是谏官之原型。（李新科：《春秋之“谏”论略》，《学理论》2010年第20期）《尚书·尧典》原文作：“帝曰：龙，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可见，帝舜命龙为纳言，目的不是采纳谏言，而是禁绝恶言、谗言。况且《尚书·尧典》是后人对上古史事的追述，成书年代目前尚无定论。由此可见，以“纳言”为上古时期谏官的观点难以成立。
春秋以前职官分担谏议之责
春秋以前，天子以下，上至公卿，下到平民，皆有参与谏议的权利。《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类似记载还见于《国语·周语上》《晋语六》。由此可见，春秋以前专职谏官尚未出现，谏议职能多由各类职官分担。下面以史官和乐官为例作进一步论述。
史官以其职守规谏君王的例子在文献中较为常见，如上面引文提到的“史为书”“史献书”等均具有谏议功能。大致说来，史官从三方面分担了谏议职能。一是记事。如《礼记·王制》：“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太史通过记录君王言行，起到监察、谏议的作用。二是组织收集百官对君王的意见。如《左传》襄公四年，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阙”。三是定期向君王讲史。《逸周书·史记》就是左史戎夫为周穆王讲史的记录，共讲述了28个上古邦国衰亡的历史教训。这是史官利用其所掌握的文化资源，通过加工、编排史事，为君王提供谏议，以资鉴戒。再看乐官对谏官职能的分担。《国语·周语上》“瞽献曲……师箴，瞍赋，矇诵”，引文提到的师、瞽、矇等皆为乐官，《周礼·春官》中有关于他们具体职责的记述：“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小师掌教鼓、鼗、柷、敔、埙、箫、管、弦、歌……瞽矇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可见，乐官在朝堂上演奏箴谏之乐、规诫之诗，也是对谏官职能的一种分担。
《左传》襄公十四年提到“百工献艺”，杜预注：“献其技艺，以喻政事。”《国语·周语上》云“百工谏”，韦昭注：“执艺以事上者也。谏者，执艺事以谏。”可见“百工”执艺事劝谏君王，与史官、乐官一样，一定程度上分担了谏官职能。
专职谏官出现于春秋时期
春秋是一个风云激荡、承前启后的时代，专职谏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国语·楚语上》记载了耄耋之年的卫武公还令“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对他进行规诫，他要求“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可见春秋初年的卫国依然保持古老的谏议传统。大约春秋早期偏晚，齐国出现了专职谏官。据《管子·小匡》：“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吕氏春秋·勿躬》作：“蚤入晏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重贵富，臣不若东郭牙，请置以为大谏臣。”可见大谏臣（或大谏）为齐国专职谏官。又《管子·桓公问》载，齐国设置专门处理进谏之言的机构——啧室，由东郭牙负责。若上述材料属实，那么这当是对春秋时期专职谏官及其机构的最早记载。
无独有偶，《左传》宣公四年记载了楚国“箴尹”一职，杜预注：“箴尹，官名。”《吕氏春秋·勿躬篇》高诱注云：“楚有箴尹之官，谏臣也。”箴尹亦作鍼尹。定四年之鍼尹固亦即哀十六年之箴尹固。可见“箴尹”即“鍼尹”，是楚国谏官。从《左传》的记载来看，楚国知名的箴尹有克黄、公子追舒、固三位，他们当是楚国最早的一批专职谏官。此时，晋国的专职谏官也逐渐形成，如《左传》成公十八年“程郑为乘马御”，《国语·晋语七》则云“知程郑端而不淫，且好谏而不隐也，使为赞仆”，《国语·晋语七》韦昭注：“赞仆，乘马御也，六驺属焉。”可见“乘马御”又名“赞仆”。《左传》中“乘马御”的职责是“使训群驺知礼”，而《国语》提到对这一职官的选拔标准是“端而不淫”“好谏而不隐”，可见掌管车马的乘马御（赞仆）还应承担劝谏职能。那么，乘马御（赞仆）相当于晋国的谏官，但这一职官在彼时并未专职谏议，可能尚在发展之中。
战国时期渐趋固定
关于战国谏官的发展情况，《史记·赵世家》的相关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武灵王少，未能听政，博闻师三人，左右司过三人。”董说《七国考》卷一云：“司过乃谏官耳。”《晏子春秋》卷三《内篇问上》“晏子对齐景公问”也讲到“司过谏罪”，可见“司过”一职由来已久。根据《史记·赵世家》记载，司过不仅分左右，而且有明确的人数。这使我们约略得窥战国专职谏官在春秋基础上的发展。《周礼·地官·保氏》云：“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乃教之六仪。”又云：“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可见“保氏”专司劝谏君王错误言行，下面还有下大夫、中士、府、史等属吏及办公人员，其规模较赵国的“司过”更为理想化、制度化。关于《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它是对周代制度蓝图的构拟。若该书成书于战国以后，那么自然免不了对“司过”这样的专职谏官加以参照利用了。
综上，西周以前及整个西周时期，尚未出现专职谏官，当时宗法血缘观念根深蒂固，军事民主制残余尚发挥着一定作用，各级职官、各色人物皆可提供谏议，一定程度上分担了谏官职能。春秋时期，齐、楚等国陆续出现专职谏官。战国时期，谏官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司过”这样职司渐趋完备、人数较为固定的专职谏官。从谏官发展的视角观之，先秦谏议制度在各诸侯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它经历了从无到有、由不甚完备到逐渐完备的过程，实乃我国古代谏议制度之渊薮。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5批面上资助项目“鉴戒视阈下的先秦文体问题专题研究”（2019M65276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