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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指在文化语境中人们对于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的阐释和建构，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关于身份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以往关于信任的研究主要从本质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等视角展开。近年来，学界从很多新的视角对身份展开研究，这些研究体现出明显的“去西方化”和“后现代性”特征。例如，斯文德·布林克曼将身份看作根据价值观和道德承诺不断进行的自我诠释。对于布林克曼来说，身份既意味着道德，也意味着叙事。身份绝不是纯粹的个人层面的概念，而是与社会的各个层面交织在一起。与身份相关的道德其实就是一种关于善的框架的理解与解释的问题，人们基于对善的理解与解释而做出评价，从而使得道德约束成为可能。与布林克曼的观点相同，泰勒认为我们的身份取决于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情、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以及我们的道德承诺。在泰勒看来，拥有身份意味着知道一个人在重要问题上的立场，也就是回答“我是谁”的能力。当然，我们的身份由我们的承诺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身份因此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相反，拥有一种身份应该被视为一种追求、一种与善之道德框架相关的渴望。这种对于善的追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话语互动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即道德框架具有临时性。按照泰勒的观点，身份实质上是话语互动过程中施动者的一种叙事行为。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关于某一身份的支配性叙事，这种叙事表达了施动者对于特定身份及其基本特征和规范性要求的理解与诠释。按照这一观点，我们的身份是自我与价值观互动建构而成，身份建构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根据这些价值观行动和发展。在自我叙事的过程中，我们的道德价值观也会随着叙事变化而变化。
从本能身份到情感身份研究。身份研究过程中，安德森等学者认为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不能完全解释话语互动中的情感变化问题。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正经历由批评话语分析向情感话语分析的转变。这种情感话语分析的研究转向为身份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总体来看，当前情感话语分析的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部分学者（比如塞奇威克和弗兰）认为情感是人所与生俱来的，在话语互动的过程中人会因为某项情感神经被触发而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另外一部分学者（比如马苏米和思睿福特）认为情感是一种过渡形式，是一种本能的、先天的、预知的力量，它先于并超越语言和话语而存在。不过，这两种理论由于过度关注情感的生理性或本能性特征而无意中将其去个性化特征忽视。因此，考尔德-道等学者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身份的情感话语研究路径。与之前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路径不同，考尔德-道主张采用一种社会实践方法来处理话语互动中的情感问题。情感话语路径将人的理性思考与情感感觉结合起来，将意义创造与具象结合起来，这样情感就被赋予了个性化特征。相对而言，身份的情感话语路径有其优势，因为它规避了内部与外部、个人与社会的二元性问题，将更有利于我们厘清身份、能动性等话题之间的纠缠问题。
从中心身份到消解身份研究。传统身份研究以西方理论为主导，亚尔等学者尝试打破身份的西方中心论，采用以消解中心为特征的非西方研究路径。他们以智利历史来说明身份如何不断协商与建构，以及权力如何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发挥作用。在他们看来，智利南部土著人的身份与其殖民史密切相关。在历史上，殖民者起初试图对土著人进行分类管理，以便更好地控制人口并占领其土地。但这些分类引起了一系列误解，导致殖民者与土著人频繁发生冲突。以智利当地的纺织品为例，南部土著人认为纺织品是历史遗产，而殖民者（以教会为代表）却将纺织品中的元素进行宗教性的重构。另一位代表学者威廉姆斯·詹姆斯则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对纺织品的案例进行分析，认为智利南部土著人的身份意识与其自我认知密切相关。他认为土著人通过纺织品自我构建了三种身份：传统文化继承者的身份、教会顺从者的身份和养家糊口者的身份。基于这一发现，威廉姆斯·詹姆斯提出身份的建构与自我认识、立场、意义建构等概念密切相关。他认为，身份本身是复杂的，会涉及情感、土地和祖先等因素，因此人们应秉持兼容并包的态度，接纳不同符号文化背景下的身份形态。
从本质身份到建构身份研究。相关学者采用巴赫金、沃洛希诺夫等学者的对话理论来研究身份如何在对话过程中建构。巴赫金认为，个人被嵌入社会文化和历史世界中，语言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沃洛希诺夫则将语言看作一种对话表演，语言活动发生在情境化和具身化的个体之间，依存于时间和空间中，并具有历史印记。在对话理论的影响下，自我个体被认为是对话的，因为他/她首先通过对话行为与他人相关联，进而形成社会对话关系。由此可见，对于对话理论而言，语言、自我和身份是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相互依存的对话现象。在对话理论的基础上，贝尔陶提出了语言时空概念，并认为身份在语言时空及其对话中形成并发挥作用。在一个语言时空中，我们通过话语与他人产生具体的接触并对他人产生心理影响。我们通过对话既表明了自己是谁，又表明了我们在集体中所具有的特性。换言之，身份是通过相互之间的对话声音来创建和塑造的，并在特定领域内变得明显。贝尔陶进一步总结了对话视角下身份建构的三种方式：从外部旁观者角度看，身份是通过自我—他者—社区的基本关系所赋予的运动建构；从人际活动角度看，身份是通过从“你”到“我”的运动建构；从内在化角度看，身份是通过“我”与“我”之间的运动建构。
从经典身份到激进身份研究。经典身份研究最初只是关注固定的身份，比如精神分析领域代表学者弗洛伊德提出的自我综合功能就与经典身份相关。1946年起，埃里克森提出了自我身份概念（也称为社会心理身份），这一概念将身份的生物特征和社会文化有机融合在一起。基于社会学、文化和心理学的理论，埃里克森以临床学的视角将前反思自我意识和自我形象相结合，因为它们与角色和价值观均相关。他进而提出了自我身份两极化的三个维度：个体性与群体性；跨情境的同步一致性与情境的灵活性；在个人发展和变化中仍然是同一人的历时性与自我连续性。他还强调了身份的其他三个关键方面，即能动性能力（如发起行动、承担责任等）、自如的感觉以及自尊。此外，埃里克森还提出了青春期身份发展的相关构想。20世纪50—70年代，更多以临床为导向的分析师详细阐述了自我—他人理论。然而，只有克恩伯格明确接受了埃里克森的身份概念，并将其与自我心理学和客体关系理论相结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固定身份观一直受到批评，因为它忽略了身份是如何不断变化的以及如何在自己与他人的话语互动中构建。比如，奥格登和费罗尝试突破经典的身份观，提出了较为激进的身份观。他们在埃里克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叙事身份”概念，并采取精神分析的方法对该概念不断地进行丰富与发展。
总之，当前的身份研究视角正在经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演变过程。身份研究已经不再单纯地以西方理论为主导，考察各种规约的、本能的、固定的身份特征。相反，身份研究体现出明显的社会性、情感性、消解中心性、建构性、激进性特征。这些特征恰恰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表现。这些发现可以为后续的身份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大学心理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