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云：“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两周之际，宗周倾覆、二王并立，平王在诸侯帮助下迁都雒邑，正如《春秋左传正义》所言：“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春秋时王室衰微、霸权迭兴，甚至被称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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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文献《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多着墨于周王失权，如秉持周礼的鲁国在王朝中有着特殊地位，然鲁国国史《鲁春秋》中有多处不礼敬周王的记载。王权衰微亦为历代学者所关注，明代李贽在《史纲评要》（中华书局2008年版）中写出了“夷王足下堂，桓王箭上肩”的经典语句，清人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王迹拾遗表》（中华书局1993年版）中详细罗列了王室衰微，崔述在《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中发出了“周之衰微由来者渐”的感慨。
近年来，随着金文、简帛等重要文献的刊布，以及考古工作的全面开展，对春秋周王地位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周王所具有的权威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且多有争议。
周王地位已同诸侯说
春秋时期周王地位尴尬，对诸侯的控制力锐减，王权受到前所未有之威胁，许多学者将周王视同诸侯，此说在学界中影响较大。
持周王已失控于诸侯的学者认为，东迁后周王已丧失共主地位。许倬云的《东周到秦汉：国家形态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认为，东迁后周王失去了对诸侯的约束力。刘孝诚在《周王权兴衰的财政经济原因》（《财政研究》1990年第3期）中进一步认为东迁后周王受制于诸侯，主要依据是王畿的缩小和诸侯的不朝贡致使王室入不敷出。
持周王地位已同诸侯者所据基本相近。赵伯雄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认为，周王实际地位已为一般诸侯，其依据为《左传》所载“周郑交质”和“桓王中肩”。沈长云在《中国历史·先秦史》（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中所持观点与赵伯雄相同，并补充了王畿急剧缩小作为证据。张志哲在《震荡与整合——春秋历史文化流程》（黄山书社1991年版）中更是认为，东迁后周王由“天下共主”沦落为不如诸侯的地位，主要依据是周王控制力的丧失、王畿的缩小和军事力量的削弱。
叶自成的《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与多数史学研究者不同，他认为西周时周王就不是“天下共主”，春秋时仅可视为中等诸侯国。对此，杨恕和王欢在《春秋时期诸侯国是独立主权国家吗？——与叶自成先生商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中则持不同意见，认为诸侯国不但没有独立主权，而且要尊天子。
以上诸说，虽然各有侧重，但实际上均认为周王已失去共主地位。
周王仍为“天下共主”说
目前，持周王共主说的学者逐渐增多，晁福林是较早阐述这一观点的学者。
春秋霸政时代，尊王并获得认可是霸主称霸的前提，此说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晁福林在《论春秋霸主》（《史学月刊》1991年第5期）和《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三联书店1992年版）中认为，霸主都有尊王活动，周王未成为霸主的附庸。石井宏明亦持此说。冯健在《试从“齐侯铜鉴”和“繁阳之金”剑谈东周王室与齐楚关系》（《洛阳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中认为，周天子仍为礼制的象征，是任何诸侯国不能替代的。孙家洲在《天子·霸主·诸侯——春秋霸政研究》（《贵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中则认为霸主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间接发挥作用。林校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形态和政治控御》（《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中认为，春秋之世周王的认可是诸侯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过常宝在《春秋霸政：合法性、合目的性和书写策略》（《学术界》2020年第3期）中明确点出霸政的合法性和霸权源于周王。
春秋时期王权与霸权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周王巧妙地通过霸主实施管理，霸主则通过“尊王”获得周王的认可。我们或可借用宋代萧楚在《春秋辨疑》（中华书局1985年版）中的一句话，概括霸主与天子之间的微妙关系：“假尊周之名，协制群后，令孚禁止，威加海内，邦君朝贡，莫或敢后。虽无吞周之志，而势已疑于王矣。”
亦有学者认为诸侯用天子纪年是周王仍为天下共主的表征。晁福林在《先秦社会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中认为，春秋时虽然王权跌落，但架子不倒，主要依据是许多彝铭纪年仍用周王纪年。杨蒙生在《骉羌编钟铭文与清华简〈系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年版）中认为东周时晋仍使用周王纪年，依据为晋姜鼎、郘钟等晋器器铭。此说所依据的铜器铭文是第一手原始文献，说服力较强。
此外，还有学者从盟会座次角度进行考察，如罗银川的《论东周时期盟会的社会功能》（《晋阳学刊》2004年第4期）认为，周王权威虽降但共主地位未变，盟会中周天子的座次居于前列。
笔者认为，虽然古今学者对春秋周王“共主”地位产生过质疑，但我们通过梳理传世与出土资料发现，最能代表共主身份的册封权仍为周王独有，共主地位未变。杨文胜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了吗？》（《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较早地从册封角度肯定了周王共主地位。
秦襄公受封立国在《史记》和清华简《系年》中均有记载，因功立国被多数学者认可，如晁福林的《论平王东迁》（《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梁云的《西垂有声——〈史记·秦本纪〉的考古学解读》（三联书店2020年版）。殷周鼎革之际，秦祖恶来始终与周为敌，造成了秦入周后很长一段时间未被周王重视，如秦人虽为周懿王卫侍，但仍被视为戎狄。最终秦人抓住了“抗戎尊周”这一关键，逐步由附庸到大夫、西垂大夫，直至襄公助周东迁后受封立国。在秦建国过程中，“尊王造勋”是前提，周王和戎狄分别为必要条件和重要条件。只有得到周王的册封，才是合法的、才会被认可。
秦“尊王受封”并非孤例，晋小宗、邾、小邾的成功立国以及曾公求的爵封亦是彰显周王册封权的典型案例。
春秋时，小宗代大宗而立是异常困难的。郑、晋两国的大小宗之争就是夺权失败和成功夺权的经典案例。郑国小宗共叔段在其母武姜的帮助下先是得到大邑“京”为封地，其后积蓄力量伺机夺权。共叔虽有了“如二君”的地位，但仍以失败告终。曲沃小宗多次伐翼夺权，在杀五位晋君和逐一位晋君之后仍不被晋人所容，甚至在即将胜利之际因周王的干预而失败，最终曲沃武公“尽以其宝器赂献于周厘（僖）王。厘王命曲沃武公为晋侯，列为诸侯”。曲沃小宗因争取到了周僖王对其晋君身份的认可而成功立国。对比两国小宗夺权的结局，我们不难看出周王的默许是前提，周王的册封是成功的关键。
二邾“附齐尊王”以附庸身份晋升见载于《春秋左传正义》《春秋释例》《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春秋邾分三国考·三邾疆邑图考》等，今人亦多有考证。笔者认为，齐桓公在霸政时期仍需请王命对二邾册封，无疑是霸主无册封权的铁证。
即使到春秋中期，周王依然握有册封权，曾公求“公”的爵封便是典型的例子。目前所见曾国的爵称多为“侯”，而曾公求因受周王册封升爵为公。正如郭长江等学者所言“诸侯爵位非周王不能动”。可见周王地位不容小觑。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虽然王朝日趋衰微，但终春秋之世没有任何诸侯能够替代周王地位。周王仍有诸侯乃至霸主所没有的册封权，正如晁福林所说“周王朝不仅有共主之名，而且尚有其实”。甚至战国之时周王之余威仍在，册封权仍被卿大夫乃至诸侯所重视，获赐于周王被列国以荣耀视之。故我们不能将春秋周王视为一般诸侯，应正视他所具有的权威，充分认识共主地位。
（本文系石家庄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战国燕国经济研究”（21BS02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石家庄学院文学与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