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词在词史上号称“中兴”，在题材、手法、抒情境界、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得到深化与拓展，创作出为数众多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佳作。自清初以来，特别是晚清以迄民国，词学家们借助选本、词话、评点等方式，从不同层面建构清词中的经典。这一建构过程至今尚未结束。反观这一建构过程就会发现，清词与唐宋词的经典化过程，既有相似性，又有若干历史差异。对这种差异的揭示，有助于深化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生成机制的整体考察和研究。
自觉的理论创新意识。清词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这与唐宋词的发展不同。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拓展词的表现畛域；李清照强调“词别是一家”，维护词的文体特性，都具有强烈的尊体意图。清人也大致从这两种途径推尊词体，所不同的是宋人多以“词为小道”，清人则普遍认为“词可传人”，从“三不朽”形而上的层面体认词的价值，把词的文学价值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清人对词学理论的开拓创新，既紧扣词体自身发展规律，又贴近社会时代脉动。明清之际，词风以艳冶为尚，词学批评以“艳”为核心范畴。清初广陵词坛盟主王士禛，在与邹祗谟合编的《倚声初集》中，大量使用“惊艳”“儇艳”“古艳”“艳中带俊”等以“艳”为核心的评语，词坛影响巨大。随着清王朝政权逐渐稳固，统治者开始对文化秩序加以整饬，清初词坛也在进行相应的观念整合与理论重建，以“艳”为核心的风格批评不再适应新的文化环境与词坛状况。所以，清人又提出了“清”这一理论范畴，以温雅芊丽、清新纯净的语言格调，表达士大夫超脱的胸襟和境界，由此衍生系列概念，涵盖了清初词学中有关创作主体、表达方式与审美特质等多个层面，构成了以“清”为核心的风格论体系，推动了当时的词风转变和流派构成。但是过度追求“清”，会导致词体气格上的“薄”与“弱”，于是清代中后期的词论家提出“厚”这一理论范畴。如周济以“浑厚”论词之风格，陈廷焯以“味最厚”评价碧山词，董士锡提出词要“以无厚入有间”，蒋敦复则鼓吹“有厚入无间”，刘熙载以“厚而清”为词之大要，谭献则以“柔厚”二字为词家秘钥等。撮其大要，可分词体本体之厚与词人主体之厚，前者是指词作要有深厚的寄托，以及因寄托而形成的浑厚风格；后者是指词人要遵循儒家道德规范，既感时伤事，情得其正，又要不怨不悱，不纤不犷，此谓之温厚和平。在此基础上，晚清词论家进一步提出了“沉郁”说和“重、拙、大”理论。
再如清代词学中的“词史”理论也具有创新变化，发展脉络有二。其一是以陈维崧、谢章铤为主的“纪事”式的“词史”理论，主要借鉴“诗史”的纪事功能，体现了清代词学对社会现实的关切与叙事功能的增强。其二是周济在张惠言《词选序》的基础上提出的“词史”理论，强调感慨寄托，要求作者在词作中表达经历了盛衰之后的“由衷之言”，重在突显词体的“心史”功能。两种“词史”理论在晚清并存兼容，在《庚子秋词》等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词史”理论由清初到晚清的不断深化完善，应和着清代社会的风云变幻与历史发展。
清代词学重视比兴寄托，意内言外，立意成为填词的关键，也是作品创新开拓的重要手段。周济说：“笔以行意也，不行须换笔，换笔不行，便须换意。玉田惟换笔，不换意。”蒋敦复说：“石帚、梦窗尚须加一层渲染，淮海、清真则更添几层意思。加渲染，添意思，正欲其厚也。”“换意”与“添意”也正体现了清人词体创作理论上求变求新的自觉。
可见，清代词人的理论意识极强，而词学理论的创新会带来词体文学创作的新风格与新境界。所以，清词“中兴”最重要的表现就在于创作和理论的共同繁荣，二者相互推动，相互深化。清人的词学理论，尤其是重要流派群体的理论自觉，是清词经典化的重要基础。
求新求变的创作实绩。清代的思想、文化、学术、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集成的特征，难能可贵的是，清人由集成而创新，创作出不同于前代的新的文学经典。清词亦如此，面对唐宋词的艺术传统，清人既有师法与传承，更有求新与求变，是为清词经典性的基石。
清代词家注重对唐宋词的师法，云间派推崇晚唐五代，浙西词派推尊南宋姜张，阳羡词派学辛弃疾、蒋捷，常州词派学晚唐北宋，周济更是提出“历碧山、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的逆溯门径，晚清则推崇梦窗。清人面对唐宋词的丰厚遗产与词史成就，还体现出一种竞赛的姿态与超越的自信，“京华三杰”之一的顾贞观就曾说“吾词独不落宋人圈，可信必传”。相对于唐宋词来说，清词的创新变化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题材的拓展。词的题材到了清代得到前所未有的开拓，关心民瘼成为自觉意识，胡成浚《玲珑四犯·壬戌六月悯旱》写嘉庆七年广及全国不少省份的大旱灾，体现对灾民的同情；反映重大社会事件成为常态，张景祁《曲江秋·马江秋感》表现中法马江之战，朱祖谋《夜飞鹊·香港秋眺怀公度》表现割让香港之事，文廷式《忆旧游·秋雁，庚子八月作》写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呈现时代精神，表达忧患意识更为深广，尤其是晚清，面对内忧外患的大变局，士人知识分子在词中体现出深刻的思想锋芒，黄遵宪、潘飞声题咏罗浮的《双双燕》（罗浮睡了），以其对“睡”“醒”之间的思考，体现面对国家衰微的忧虑、奋发图强的自信，成为立志救亡的时代强音。早稻田大学清朝留学生毕业册《鸿迹贴》中，就有留学生书写黄遵宪这首词作来表达爱国情怀，可见此词广泛的社会影响。
写作手法的创新。清人处于唐宋词影响的焦虑下，对唐宋词的创作手法与技巧翻新出奇，体现出一种建立在学习之上又有所超越的自觉。顾贞观《双双燕·本意，用史梅溪韵》，虽用史达祖原韵，但人燕合写，以人为主，句句咏燕，句句传情，旧调新唱，富有创新变化。对于顾贞观“以词代书”的两首《金缕曲》，陈廷焯认为：“虽非正声，亦千秋绝调。”实际上这种“非正声”，正是清词的创新所在。
词境的提升。清词境界的提升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比较独特的一点是从缘情到形而上。张惠言《水调歌头》五首抒写传统主题，表达对人生的体悟，形象之中饱含哲理，以此开示后学，在词史上也是一种创造。缪钺先生评云：“这五首《水调歌头》词之所以杰出，就在于他不仅是表达其赏春惜春之情，而是通过这些透露出百感交集的复杂而深沉的情思，遂增加了词的深度与广度。词中有慷慨悲歌的激昂之情，也有萧闲澹泊的夷旷之趣；有悔不十年读书以著述自见的努力之志，又有因为想到千古斯须而轻视名山事业之心。”将性情与学问、胸襟与哲理相融合，既真挚婉密，又高远深邃。
此外，清人还在唐宋词已有开创但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之处，加以多元开拓，发掘词体文学的表现张力，探索词体创作的边界问题。如集句体、檃栝体、回文体等，这些向来被视为不登大雅的游戏之作，却在清人手中大放异彩，产生一种出人意料的“陌生化”效果。在清词创作中可谓别开生面、自成机杼，使清词在清空醇雅、比兴寄托之外，别具新的美学情蕴。
因此，清词是在继承唐宋词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尚新求变，融入新的时代因素与美学因素而形成的不同于唐宋词的一种新的经典样式。
多元开放的建构过程。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后世读者的体认密切相关，也与当代读者、批评家的体认密切相关。清词的经典化始于清人，至今还处于开放式的建构过程中。清词的经典化建构方式多元，选本、词话、评点、词集序跋、论词绝句、词坛点将录等，从多元层面对清词予以经典化。
清词的自我经典化意识非常明显，这主要在词话和选本中体现出来。前者以陈廷焯为代表，他在《白雨斋词话》中进行了自我揄扬。从《白雨斋词话》所宣扬的理论，以及他举自己的作品来印证一己理论的做法来看，他应该是把自己的词视为经典。后者以谭献为代表，他在《箧中词》里发扬常州词派的观点，对清词予以检点，构成了经典系列，同时将自己精心结撰的《复堂词》一卷置入其中，明显表示出他对自己在这个经典系列中的位置的看法。他们在经典化清代词人的同时，把自己也经典化了。这种自我经典化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清人在创作上的高度自信。
新文化运动以来，有赖晚清以降词学家的努力，清词的经典化仍然在进行着。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清词研究，是其经典化建构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中，龙榆生、钱仲联、饶宗颐、严迪昌、叶嘉莹等先生作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清词研究的深入，清词的经典化建构也会不断推进。这有助于我们反思如何进行近距离文学创作的文学史评价，衡量尚未经过充分筛选的明清文学作品的经典性，为推进具有当代意识与学术品质的文学史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照。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词经典化研究”负责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