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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建设的基本理念在于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有些学科本身就是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翻译研究即为其一。翻译之复杂性已然为世人所知，为学界所认同，主要体现在翻译本身处于复杂的系统关系之中，包括主体与客体，原文与译文，作者、译者与读者，学术与行业，忠实与背离，等等。由此衍生的问题涉及翻译行业发展引发的翻译管理问题，国际传播背景下翻译方式、受众、效果的问题，人工智能翻译带来的新挑战等。对翻译相关议题的探讨，始终离不开对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借鉴与融通。
然而，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下，任何一门学科又需要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保有相应的疆域，以求在众声喧哗的学科群中构建具有自身特征和独特价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那么，翻译研究还是一门关心自身问题的学科吗？翻译研究还有自身的学科疆域吗？翻译研究究竟是开疆拓土抑或流落他乡？由是质之，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思考关乎其自身生存与发展，构成翻译研究处境化的学科之问和时代之问。其中所蕴含的不是翻译研究是否应该跨学科，而是应该如何跨学科。
汉语词汇的灵动，使“跨”可以分别表达动作和状态，即根据前面或后面的词语，“跨”表达出不同的动作或状态。那么，“跨学科”究竟是什么意思？毫无疑问，不同的理解可能会赋予它不同的含义。比如，它可能意指“跨出”自身学科或“跨向”某一学科，也可能意指“跨在”“跨入”“跨过”或“横跨”其他学科。显然，其含义并不相同，导致人们谈论“跨学科”时可能各有所指，为“跨学科”留下诸多遁词与歧义。
近来，方梦之撰文指出：“跨学科研究当下多处于概念借用研究的阶段，也就是说跨学科翻译研究仍处于概念借鉴研究的表层，尚未通过深入剖析各学科内部的关联性而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只能属于“跨向”“跨出”，尚未达到“跨入”阶段。满足于“跨出”的跨学科研究，对于翻译研究本身有害无益，导致翻译研究总是游离于其他学科的边缘，甚至只是功利性地造访学科、窃取概念、套用方法。一些学者对于相关学科的学理要素、概念渊源、方法取向等涉猎不深，对于其中的话语关联、学科命题、理论假设也不予深究，使得翻译研究在跨学科的名义下鱼目混珠，看似开疆拓土、喧嚣热闹，实则浮光掠影，如过眼云烟，既不利于翻译研究向纵深发展，也为其他学科所诟病。
要真正做到跨学科研究，既不能只满足于“跨出”，也不能盲目地“跨进”“跨入”。跨学科的出发点，既不是为了跨学科而跨学科，也不是通过跨学科消弭自身，而是为了自身学科发展的需要。因此，跨学科翻译研究，应基于自身研究领域跨入其他关联学科，因而是选择性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而不是简单粗暴地窃取或套用。与此同时，有效的跨学科研究，离不开对相关学科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进行系统深入的理解与把握。为了实现为我所用，我们应当熟悉相关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弄清有哪些基本理论、采用哪些研究范式等。毋庸置疑，在跨学科研究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通过反思的形式针对自身学科提出新的标识性概念、学科命题或理论假设。
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跨向”“跨进”其他学科势所必然。翻译是复杂现象，研究的潜能无限。跨学科意味着翻译研究的开疆拓土，体现了翻译研究本身的发展动力及进取精神。然而，翻译研究应警惕自身“流落他乡”的危险。翻译研究作为独立的学科，为时不长，羽翼未丰。它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又是诸多学科的交汇点。事实上，翻译研究不断地“跨向”“跨进”其他学科，其他学科亦日趋将翻译研究纳入其建设范畴。如果这种双向互动以平等对话和互补互益为基础，其结果自然是美好的。然而，无论我们以怎样积极的态度认知跨学科，都不能忽视一个客观存在的基本命题，即学科间的关系很难绝对平等，羽翼未丰的学科更容易受制于其他建制成熟、学理丰厚的学科，导致所谓的跨学科研究成为“背井离乡”的遁词，实际却演化为其他强势学科的附庸或流浪儿。
故此，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跨学科翻译研究是把“双刃剑”，既有开拓进取的积极作用，也可能产生背井离乡的负面影响。我们唯有在“跨入”的进程中清醒返身，在“横跨”的状态下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才能得以健康、持续、有效的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多语语料库的中国《民法典》术语外译研究”（22BYY03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上海翻译》主编）
